去年 8 月初至今，阿 Mo 的父親李盛林牧師逢周六晚都會發出代禱信，信中會提及兒子的身體情況，不少舞者都會轉發信件，包括 Sushi（化名）。與阿 Mo 相識的她，說每次讀代禱信時感受都實在太複雜，「很感激，但又很心痛，但又想保持正面」，還要不斷提醒自己保持信念。
縱使代禱信總散發著堅強的感覺，Sushi 相信阿 Mo 也會有脆弱的時刻，所以她常提醒自己，不要對他的進步習以為常，「他每一個好消息，我都知道他一定用了很多力。」
她還記得，事故發生後得知阿 Mo 幾乎癱瘓，感到無比憤怒、難過，但看到代禱信裡的阿 Mo 依然積極、正面地面對，日復日堅持治療，「很慚愧地講，我反而在他身上拿到力量和勇氣」，每當她感到疲累，一看到代禱信，就會覺得自己的處境是如此微不足道。
Sushi 又說，自己不會忘記這件事，「有太多方法去提醒。好像 7 月（事故發生），然後 10 月就是阿 Mo 的生日⋯⋯那件事會不斷在這裡，就像一個循環。那種感覺就好像臨近節日，你都會有那種感覺。」
那場悲劇，除了迫使喜歡跳舞的阿 Mo 躺在床上，對香港一眾舞蹈員，亦造成龐大衝擊。
他們還好嗎？
紅館巨型螢幕墮下，阿 Mo 重傷，首當其衝的莫過於同為 MIRROR 伴舞的其他 23 名舞者。事發後有人需停工整頓，亦有人需持續看精神科 — 事隔一年，他們還好嗎？觀察其社交平台，個別舞者未有上載工作照，似乎還在停工休息，但多數人則已復工。據了解，復工的舞者中，有的專注教班、完全不做演唱會；也有人對紅館產生恐懼，只做其他場館的演唱會；另外還有人抗拒參與 MakerVille 主辦的演出。
去年 11 月政府康文署公佈調查報告後，參與 MIRROR 演唱會的舞者發表公開信，指出演唱會多項問題，包括彩排時間嚴重不足、演唱會前從未完整進行 Full Dress Rehearsal、升降機關出現故障等。首晚正式表演時，有舞者甚至需從兩米高處跳下。
彩排趕急、被要求執生、安全缺乏保障，是香港舞蹈界長期存在的問題。只是這次螢幕墮下，有人重傷，才終於激起迴響。
對普遍香港舞蹈員來說，紅館事故都是一次極大的打擊 — 不論他們是否親身經歷那場慘劇。像舞蹈員阿君（化名），入行逾 10 年，參與過不少演出，但那次事故後再踏足演唱會舞台時，感受十分複雜。他原本懷著期待的心情準備彩排，可當踩台時望到天花板懸吊的裝置，明明只是普通的射燈，明明已經沒有屏幕，他仍感受到壓力。當首場踏上舞台，全場觀眾歡呼，浮現在他眼前的卻是事故的畫面。
「那件事最瓦解的，是 dancer 一直以來很信任、很安心的工作環境，一下打咗大家落地獄… 因為 MIRROR 那件事，其實我們一定是驚咗個台，那個狀態太恐怖、太血淋淋。我覺得最吃力的，是要提自己去相信返製作組，同埋最緊要是相信返、愛返個台。」
事故後舞台安全有改善
阿君在舞蹈界打滾多年，從 minor 舞者做起，經歷過注重輩份的傳統舞蹈界，近年也與不少年輕舞者合作，參與多場演唱會演出。他形容，舞者被要求執生是常有之事，例如演唱會期間歌手走錯位，舞者便需隨機應變配合。至於 MIRROR 演唱會 24 名舞者提及在彩排期間升降台出現故障，以至出場前目擊台邊出現火舌，他則認為這種執生已超出舞者能應付的範圍，「執生都要有限度。」
不過，阿君亦表示，現時舞者的安全保障有所好轉。他參與過一些事故後舉辦的演唱會，觀察到現在舞台設計都盡量從簡，例如煙花效果、升降機關都比以往減少，「大家都 play safe 咗好多」，同時製作方亦不會再臨時要求舞者增加太多動作，若舞台有任何特別效果，例如煙火噴發，導演組會事前向他們示範，也會再三叮囑留意升降台的變化。
除了舞台安全，缺乏合約保障亦是香港舞蹈員常陷入的困境。MIRROR 演唱會事故後，舞者的受聘形式和勞工保障曾引起討論，《Wave. 》於去年訪問數名舞者，他們均指出舞蹈界長期缺乏合約保障。一年後， 阿君認為行業生態有好轉，但不多。
事故前，舞蹈員多數透過 Whatsapp 或電話接洽工作，簽署合約的情況不算普遍。事故後，阿君曾參與的數個不同規模的演出，包括演唱會和私人活動，均有與僱主簽合約。據他觀察，現時業內簽合約的情況較以往普遍。
舞者開始重視權益
此外，阿君亦注意到，舞者如今更關注自身權益。由於舞者多屬自由工作性質，工作機會依賴口碑和人脈，導致過往大部分人都偏向「乖巧」，就算排練時數不足，或臨時被通知演出有改動，都不會過問，以盡力配合、完成舞台為首任。至於合約內容，加上文件又厚又時用英文，大家通常也不太留意細節，阿君也說有時也不清楚，自己簽的合約有甚麼條款。
但事故發生後，阿君及身邊一些較資深的同行開始會主動提問與演出相關的保險、簽合約、出糧日期等細節。甚至連排舞師也會提醒他們要留意合約條款，並主動告知舞者為他們買了哪些保險。不過他也強調，這些僅個人經歷，不能概括整個行業現況。
即使舞者和排舞師對權益問題比以往敏感，行業看似在進步，但阿君仍認為，進度仍不算理想，「我都唔想好似好樂觀咁，老實講，我覺得呢一行要進步嘅嘢有好多。」
其中一個問題，是行業缺乏透明統一的指標。
以保險為例，阿君指出，雖然現時他合作的排舞師有為舞者購買保險，卻從未提及任何保償金額或細則，而他及身邊大部分舞者亦甚少特別過問。「現在大概是問（排舞師）『我們有冇買保險呀』，有就有，冇就冇。就算有，都不會再問「買咗幾多錢呀？」⋯⋯其實可能是我們應該要知道的，（不過）冇人教我們係咪應該問多啲。」
缺乏指標 「唔知自己可以問幾多」
阿君認為，行內最關鍵的問題，是缺乏指標，沒人挑出作為舞者應該知道哪些資訊。當初他入行，也只是觀察師兄師姐的做法，若沒前輩問過相關資訊，他亦不會。他形容，舞者習慣做「被通知」的角色，「唔係我們唔去問，而係我們都唔知自己可以問幾多。」
舞台藝術從業員工會內務副主席陳頴業則指出，香港的商業舞者生態偏向「判頭制」，即不同公司或排舞師對合約、保障等方面的做法都不一樣，加上現時香港的商業舞者未有獨立的工會，舞蹈界欠缺一個可以教育舞者、協商意見、訂立規矩的平台，因此舞者對自身權益未有劃一清晰的概念。當勞資雙方出現爭執，舞者也沒有統一的申訴機制來保障其權益。
阿君也感慨：「去到現在，我都覺得未有一個可以同 Daddy Mami 講話『我現在有保障啦』的說法。冇啦，好難嘅。」
陳頴業提出，若想改善行業環境，或需先建立工會，由業內人士訂立有關保障等方面的指引。「例如合約，如果有個協會可以出返一個指引，之後有人接演唱會工作就會有個 guideline，令新入行的人不會被欺壓。」
舞者與組織工會的距離
阿君一直期待業界能組織工會，惟他深知，凝聚舞者絕非容易事。舞者自由工作性質強，大家各自賺錢，行業七零八散，如「無王管」的世界，「我們現在要找人管自己？究竟誰來管？究竟誰有資格號召大家？」他聽聞，曾經有前輩嘗試組織，但均告失敗，「就像登陸月球那樣，登陸月球是我們的夢想、我們的理想，我們想追求到的一個成果，一直有人試，但就是不成功。」
即使慘劇令行業生態些微好轉，在五光十色的表演背後，仍有舞者承受著種種不公待遇，但阿君依然甘之如飴：「Dancer 這行很笨很蠢，就是燃燒熱情的一個行業，我們入行是為了靚，是為了舞台，也是為了做自己喜歡的事。」
記者／Cheukying、蘇哈妮
編輯／阿果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