香港電影業陷入寒冬之說，近日不脛而走。今年聖誕檔期全港戲院票房收入僅 1960 萬元，較去年大跌四成，創廿年新低。有說票房急跌源於大批市民外遊，而聖誕上畫的電影戲碼亦不夠吸引，但這些原因無阻香港影業協會理事長洪祖星形容 2023 是「電影史上最慘淡一年」，香港電影工作者總會發言人田啟文直說是「整個電影業的寒冬」。
明明大半年前，坊間還是一片「香港電影小陽春」的說法：《明日戰記》、《毒舌大狀》先後打破香港歷史票房紀錄；由 MIRROR 成員主演的電影，票房動輒就破三、四千萬；更重要的是，湧現了一批年輕的「四字電影」導演，其探討社會議題的電影口碑、票房俱佳。
而觀眾對香港電影亦顯然有種特殊的情感。藝術系學生 Fish 笑言：「我明知《明日戰記》係屎，我都有入場睇」；「姜糖」April 為支持「自己粒仔」，入場看了 30 多次《阿媽有咗第二個》；新聞系學生 Heidi 未入場已料到《毒舌》結局是「好人有好報」，「但我們就是要這些！」
2022 年戲院重開後，支持本地電影的觀眾絡繹不絕，港產片票房屢創佳績，香港電影業似乎迎來「小陽春」，然而踏入 2023 年，除了《毒舌》票房一枝獨秀，其餘港產片票房明顯回落，聲勢不如往年，原因到底為何？觀眾、電影人怎樣看待「小陽春」？香港電影又該如何走得更遠？
港產片 = 低質？2022 年的逆轉
香港電影評論學會近日出版年度影評集《香港電影 2022：沒有神話的日子》，其中收錄了學者譚以諾一篇評論〈香港電影小陽春能走多遠？〉，裡面指出，香港曾有很長一段時間，「本地電影」這個品牌在大眾印象中等同「劣質」。
2000 年後香港電影市場基本上由荷李活片主導，2003 年簽訂 CEPA 後，大量香港電影人北上製作合拍片，題材以動作、警匪、賀歲喜劇為主，而留下來的純港產片則多為低成本製作、獨立電影。譚以諾在文中形容，「那些年頭，要約人去看香港電影之難，實在是正值小陽春時難以想像的」，因為很多人一見到「香港電影」，已先入為主覺得難看、唔抵睇。也於是，2000 年後香港電影市場基本上由荷里活片主導；港產片對比八、九十年代的黃金時代，票房相對慘澹。
譚文分析，2013 年《狂舞派》上映為本地電影產業小陽春之始，其後因政府首部劇情電影計劃孕育新導演，香港掀起一股社會關懷電影的浪潮，由 2016 年黃進執導的《一念無明》，到近月的《白日之下》、《年少日記》，票房及口碑俱佳。
及至 2022 下半年，隨著防疫政策消減，本地電影出現「疫後小陽春」。2022 年雖然只有 27 部香港電影（包括中港合拍片）上畫，但全年總票房卻達 3.47 億元，為 2015 年以來新高。當中五部電影票房突破三千萬，《明日戰記》及《飯戲攻心》甚至衝破七千萬票房，雙雙打破此前華語片票房紀錄。
翻查資料，2022 年香港戲院入場總人次為 1,435 萬，為近年新低，但看香港電影的，就有 352 萬，佔總數 34.5%，無論人數及所佔比例均為近年新高。
本地觀眾對港產片態度改觀，甚至身體力行支持香港電影 — 這轉變如何發生？
50 歲的「姜糖」Cecilia 從事採購行業，常常出差，疫情兩年被迫停止外遊，突然空出很多時間，她開始留意冒起的本地男團 MIRROR，尤其喜歡姜濤。2022 年 8 月姜濤主演的電影《阿媽有咗第二個》上映，Cecilia 與「姜糖」朋友一起辦粉絲包場，大家紛紛手持姜濤燈牌，當戲中外賣仔姜濤初登舞台獻唱，戲裡歌迷用力揮舞螢光棒時，戲院內的觀眾也一起揮動燈牌，像看演唱會一樣。
Cecilia 自掏腰包，最後看了足足 30 多次《阿媽》。為何可以入場那麼多次？她說，追星以外，亦享受與朋友相聚。
她其中一位「姜糖」朋友，是 30 多歲、從事教育行業的 April，兩人一起看過幾場《阿媽》。April 以前較喜歡台灣小品，很少看本地電影。談到港產片，她腦海中第一下浮現的是那些「乒鈴嘭唥」、槍林彈雨的畫面，以及周星馳的喜劇電影，認為「麻麻哋」。與其說如今 April「支持」香港電影，不如說她是撐偶像 — 縱使看了 30 多次《阿媽》，April 仍坦言，「鏡仔」的演技及電影的內容並非那麼好，她純粹為支持姜濤的作品才入場。
22 歲藝術系學生 Fish 近年明顯看多了港產片，由 2021 年李駿碩執導的《濁水漂流》、2022 年何爵天執導的《正義迴廊》，到近期簡君晉執導的《白日之下》，皆有涉獵。推動她看港產片的主因是本土意識抬頭。
「香港人的身份認同，推動我去關注多些本地作品，想支持多些香港文化，推動多些香港本土事物的發展。」
另一因素是港產片質素提升，尤其題材有所轉變。相比以往「較無聊、沒甚水花」的商業片，近年的港產片多講社會議題，Fish 認為，電影所營造的香港、社會氣氛，是她所身處、所熟悉的香港。她較容易從一件小事聯想到整個政治或社會環境，再連結回自身，所以更願意入場。
惟 Fish 也坦言，雖然港產片這一兩年有起色、有進步，也有新晉導演在冒起，但畢竟仍處於成長階段，與外地作品比較，香港電影絕對難言出色，她舉例說觀看《明日戰記》時尤其感到辛苦，笑言「想快點刪除那段記憶。」
不過，因香港電影在嘗試走一條新路，新晉的導演也偏年輕，Fish對港產片的包容度會大一點：「冇得這樣去 judge，或者不能夠這樣去 critique，否則，很多東西就會死咗喺個檯度。至少要給予（港產片）一個成長的環境，支持和鼓勵非常重要。」
與 Fish 相反，21 歲的新聞系學生 Heidi 一向不喜歡、不留意香港電影，較鍾情於荷李活片。即使 2022 年突然有許多人說要撐本地電影，也沒令她增加看港產片的意欲，反倒是今年，好像沒太多很吸引的荷里活大片，Heidi 才把注意力放回港產片，例如看年初上映的《毒舌大狀》。
現在回想，Heidi 認為《毒舌》是個很普通、平淡的故事，只因觀眾帶著某種前設入場，懷著某種情緒去解讀電影，才令電影看來有更多色彩。若《毒舌》早一兩年上映，迴響未必會那麼大。
「其實是很普通的一個題材，我也不覺得台詞有明顯的暗示，但當它在 1 月上映時，大家會覺得這套一定是諷刺現實。因為現在的法律體系令我們很失望，或者社會上有很多不公義存在，所以當我們看一套關於法律、關於正義的電影時，大家的感觸會好深。」
何爵天：我們遇上對的時機
談起 2022 年香港電影「小陽春」，不少人會想起何爵天執導的《正義迴廊》。電影上映後引發熱議，票房逾 4,300 萬元打破香港三級片紀錄，何爵天更憑此片奪得金像獎「新晉導演」獎項。
何爵天指出，近年上畫的許多電影其實都是以前拍下，只是恰巧 2022 年湧現；至於成績超乎預期，他認為是得益於疫情封關。
導演連珠砲般數出《正義迴廊》於市場上的劣勢：法庭片不賣座、欠缺大「卡士」，還是三級片，最後票房卻如此高，遠超由《正》監製翁子光、郭富城主演的同類奇案片《踏血尋梅》，何爵天坦言是意料之外，「好好彩。」
還有同年年底上映的小眾文藝片《窄路微塵》，何爵天也認為它遇上了對的時機。「現在票房有 800 萬的《窄》，我懷疑如果它不是在這段時間（封關）出，這個片種、『卡士』可能只有三、四百萬。」如同通關後上映的《燈火闌珊》及《白日青春》，即使口碑好，在金馬獎斬獲獎項，票房亦不理想。
由此推斷，《毒舌大狀》可能也因在封關時期上映，才能收破億票房，「基本上之後我覺得都冇乜可能會複製到。」何爵天說。
封關跟票房有什麼關係？一來很多荷里活大製作都延期上映，港產片少了競爭；二來疫情下，本地人只能困守香港消費，或許刺激了香港電影市場；而細看電影票房，能從中發現端倪：較賣座的港產片皆由新晉導演執導 — 觀眾似乎更支持新導演的作品，尤其當電影講述社會議題。
何爵天同樣觀察到這現象，他指以前賣座的戲大多是動作、功夫片，較多視覺效果，但這兩年賣座的戲，都是一些關乎社會議題、「香港感覺」較強烈的文戲。
講社會議題的電影，香港其實一直都有。何爵天舉例指，人們喜歡許鞍華的《天水圍的日與夜》(2008)，還有爾冬陞的《癲佬正傳》等，但那股社會議題、人文關懷片熱潮，卻從來「未去到好像這幾年那麼誇張。」
他說，電影人並非為了迎合社會氛圍而拍，只是少不免受身處環境所影響，「自自然已經會有這些東西在自己的作品滲了出來。」加上這一代電影人及觀眾，在接受教育、接收資訊方面，接觸到更多人文關懷的內容，也擴闊了看世界的眼光，電影的題材往往能與觀眾產生共鳴。
不過說到底，最容易炒熱電影市場的莫過於「有話題」。「一些很好的演員、很新的演員、有話題性的演員出現了。」何爵天解釋，尤其 MIRROR 的出現使電影市場蓬勃起來，能產生話題，「大家鍾意就入場撐一下，不喜歡都罵一下」，相比以前「連講都冇嘢好講」，總算是好事。
對港產片的熱情減退了嗎？
今年上半年，何爵天第二部作品《死屍死時四十四》乘勢推出，嚐過票房高企滋味的他原本對《死屍》期望較高，結果卻低於預期。
他計算過，《死屍》與 2022 年中上映的《闔家辣》在演員陣容（同樣是 Edan、鄭中基演父子）、片種（喜劇）上都相似，但結果《死屍》票房低了 1,000 萬。他亦有感今年港產片票房與去年距離甚大。以其作品《死屍》為例，票房 2,300 萬港元已暫列本年香港電影票房第二位；可在去年排第二位的《飯戲攻心》卻是收逾 7,000 萬票房，破三千萬的也有五部。
票房不如預期，何爵天今年也曾擔心香港電影業是否被「批中」了（有聲音指「小陽春」不能延續），好在年末上映的兩套細「卡士」、以社會事件為題的《白日之下》、《年少日記》尚算賣座，讓他又看到生機。
何爵天眼中，港產片「小陽春」漸退與社會復常及通關有關 — 一來今年荷李活片陸續上映，如風靡全球的《Barbie 芭比》、《超級瑪利歐兄弟大電影》及《奧本海默》，對港產片構成巨大競爭；二來通關後觀眾離港消費，少了粉絲包場，例如由 MIRROR 成員呂爵安擔正的《死屍死時四十四》，有「爵屎」（呂爵安粉絲名稱）就向何爵天反映今年包場難了，不但因為防疫條例放寬後包場門檻增加，而且很多粉絲經常不在香港，有幾次包場原訂於大戲院，後來人數不足，只好改在小型戲院。
姜濤今年出演台港合拍片《我的天堂城市》，「姜糖」Cecilia 與 April 特意飛去台灣看首映，在當地看了幾次，回港後雖則亦買飛看了十多次，但始終不及《阿媽》的 30 多次紀錄，而 Cecilia 亦沒有為《我的》舉辦粉絲包場。
《我的》至今票房為九百多萬元，還未及去年《阿媽》票房的四分之一。
Cecilia 認為，通關後粉絲各有各忙，未必把 MIRROR 放在首位；April 在通關後亦周圍飛。且她們認為《我的》不合香港人口味，加上姜濤的戲份只佔三分之一，故支持度稍減。
去年因撐本土文化而入場的藝術系學生 Fish，不認為自己是因疫情而支持多了香港電影。她說，只是今年的港產片恰巧沒中她的喜好；加上許多電影從上映到落畫好像都沒甚曝光，本身已興致平平時就更沒有動力入場。
「如果真的有興趣的話，就點都會死入戲院睇㗎啦。」
也有觀眾說，不會再盲撐港產片。24 歲的文字工作者 Leanne 看港產片的習慣已有 7 年，尤其喜歡人文關懷類電影，今年她看了《白日青春》、《流水落花》，看畢後者，還在社交平台寫下長文推薦，希望打動讀者入場。
她本來覺得，有港產片推出，好應該支持一下，但愈來愈發現，有些東西不是存在就要支持，「它做得不好，你要讓它知道。做得不好不應該支持，大家不會再套套都看。」如今她入場前會細看評論，像《七月返歸》，就因評論兩極，Leanne 糾結多時後，最終沒有入場。
新聞系學生 Heidi 今年整體上少了入場看電影，不管是港產片還是其他。她形容，今年揀選電影時，會想避開一些比較沉重，以及看完後會思考很多的題材，「我會不想（有）那麼多負面情緒。」
「小陽春」是否已結束？2023 年香港電影票房又是否走下坡？頗視乎你在看哪個數字。
如果單計年度最賣座十部電影的總和，2023 年的 2.58 億元明顯較去年 3.32 億低，但今年有多部未入十強的電影票房都介乎 500 至 1,000 萬元之間，數量又明顯較去年增加。按現已公開的票房數字估算，2023 年香港電影總票房約為 3.5 億元，跟去年差不多 — 但去年戲院停業逾百天，香港電影數量又比今年少十多部。
文佩卿：小陽春從不存在
對監製文佩卿來說，「小陽春」卻從來都不存在。
「其實大家沒有夾埋一齊去做，只不過是一個巧合，而觀眾出於欣賞、不謀而合地用了這個形容詞。」
入行十年的文佩卿曾於城市大學修讀電影，畢業後從編劇做起，後加入新加坡電影公司 「mm2」的香港分部做監製，並主持了兩屆「新晉導演計劃」，首屆作品《濁水漂流》、《窄路微塵》和《七月返歸》，均由她任監製。
初入行、還不太熟悉行業生態，文佩卿本以為香港電影工業像個遊樂場，夢幻非常，但經過這些年的沉浸，她現在形容本地電影業是個「廢墟」，「很多人北上走了，留下頹垣敗瓦，然後有一班細路哥、有班 WALL-E 在這裡。」（編按：WALL-E 是 PIXAR 動畫角色，獨守在荒廢星球中執拾廢物）
最明顯的表徵是香港電影產量持續下跌。翻查資料，自 00 年代起每年只有 5、60 部香港電影上畫，遠遠不及 8、90 年代年產過百的「盛世」。看著產量持續低迷，成功開拍的電影愈來愈少，文佩卿愈發感到迷茫，「尤其在疫情期間，那種（景象）是荒涼呀。」
她解釋，電影產量跌，意味導演練習的機會愈少，能夠冒起的新演員亦愈來愈有限，「整個產業就會自己萎縮。」
再加上，香港電影似乎根本賣不出去。文佩卿近年經常到海外商討發行，例如到康城、柏林影展，卻發現世界各地的人對香港電影原來沒大興趣，更青睞韓國以至台灣的電影。她形容，港產片問題不只出於題材上，有時海外市場根本看到「香港出品」就已沒有興趣。
「他們知道是『香港』（電影）的時候就已經（興趣缺缺）……就好像我們看印尼、菲律賓的感覺。」
即使成功發行海外，外國觀眾似乎對香港電影不買帳。翻查 2022 年本地票房最高十部電影的全球票房數據，中國市場佔合拍片《神探大戰》、《明日戰記》票房最大比例，至於小本製作的港產片，本地票房則佔 95% 以上。不計本地、大陸市場，香港電影在台灣、日本、星馬、紐澳、美加、英國等地的票房均平平。在香港極其賣座的《飯戲攻心》、《阿媽有咗第二個》、《闔家辣》在台灣票房全部不足 30 萬港元，新加坡票房更全部不足 20 萬元。
今年的香港電影也差不多，於本地破盡票房紀錄的《毒舌大狀》在台灣上映成績不似預期，上映兩個周末票房仍未夠 10 萬港元，放映場次大幅減少。
文佩卿形容，這是香港電影的常態：所有電影都難以在中港以外的市場，取得 100 萬港元的票房。因此在她眼中，2022 年香港電影的「小陽春」，也只局限於香港觀眾。若問外國人，對方可能會反問：「咦你們『小陽春』緊咩？我整年都沒有看香港電影喎…」
「世界還未看到我們。」
但在做好宣傳、發行前，香港電影工業要解決的，還有作品質素的問題。
文佩卿不諱言，港產片難推出海外，最關鍵原因並非製作成本低、演員名氣不足，又或畫面不夠刺激，而是更基本的：劇本未夠好、輕視了「角色」和「戲劇」。
她以日本《屍殺片場》為例，電影縱然以超低成本製作，香港人亦未必認識戲中演員，但因橋段非常有趣，觀眾深受角色的熱情觸動，《屍》在港收得約 1,200 萬港元票房。反觀港產片到了其他國家，除了移居海外的港人以外，還能否吸引其他觀眾 — 即使他們未必認識戲中演員，甚至不太對香港這座城市有興趣，但依然能受到觸動？她指港產片另一弊病是內容缺乏具世界性視野，往往單以本土文化、本地題材掛帥，缺乏戲劇處理，於是頂多只能吸引香港觀眾。
眼看電影圈普遍唱好「小陽春」，新導演圍坐一檯時亦「互笠高帽」，文佩卿尤其希望新一代電影人能加以警惕。「我真的很害怕（他們）拍第一、二部就想著自己已做得很好、拍到想拍的東西」，然後就這兩年間的電影照辦煮碗。
「作為一班香港電影的創作人、製作人好，我們要 aim 更多。我們要給香港觀眾世界級的東西，香港畢竟不是三線城市。」
未來如何走下去
如果「小陽春」稍瞬即逝，甚至從不存在，那香港電影該如何走下去？
文佩卿說要內外兼備 — 對內，與新導演合作時，會嘗試在劇本內加入世界性視野，如已移民英國的《窄路微塵》導演林森本想探討香港人在外地的故事，而監製文佩卿則認為，除了刻劃移英港人，還可訴說烏克蘭、以色列、西藏移民面對的問題，把議題擴展至世界性。對外，她還希望能多出去跑，到英國、台灣向當地電影製作人學習以至合作，向外借力。
另一邊廂，拍完兩部賣座電影，何爵天同樣正在思考，該如何調整自己的創作，讓本土議題去到更遠。
拍完《死屍死時四十四》後，何爵天赴世界各地出席影展，獲得的其中一個啟發，正是電影內容可以更世界性。以拍喜劇為例，其實可以加多些動作、視覺元素，而不僅限於言語上的港式笑話，這樣或許外國人會更喜歡；而在處理劇本上，他亦明言需把本土問題轉化，變成能在世界各地都產生共鳴的議題，講述貧富懸殊並在奧斯卡橫掃大獎的韓國電影《上流寄生族》便是最佳例子。
何爵天認為，相對寫實、貼地的題材，可以是香港電影其中一個定位，但整體上還需要多些不同類型的片種來包裝社會議題，就如以恐怖片作包裝的《七月返歸》。他亦主張，新導演拍完第一、二部戲後，可在創作時更多思考市場，嘗試擴大觀眾群，因為唯有回本、賺錢，才能有下一部，以及下一步。
可喜的是，過去一年的港產片熱潮至少為香港電影業帶來一些希望。文佩卿和何爵天都觀察到，隨著去年港產片票房爆起，投資者對本地製作普遍多了興趣，即使是一些擺明講社會議題、由新人執導的電影，也有投資者願意投資。何爵天說，這一年，他和同輩新導演都收到很多不同類型的 offer，還有很多監製、投資者與他們接洽。前面總算是有希望的。
2023 年 4 月 16 日，第 41 屆香港電影金像獎頒獎典禮上，聽到自己獲得「新晉導演」時，何爵天仰天深呼吸了一口氣，走向頒獎台途中還被絆倒了一下。上台後，他表現緊張，拿出《死屍死時四十四》戲票，作講稿「貓紙」，手震、口震地讀完長長的道謝名單後，以一句「志氣 bite」作結：
「多謝咁多位新導演，呢個唔係小陽春，香港電影未死嘅，因為我哋會努力嘅，係咪？」
該如何努力？如今何爵天給出的答案簡單得令人意外：「無得逼觀眾入場，就算你部戲有大明星，有 MIRROR，如果唔好睇都冇用。令觀眾入場的唯一方法，就是你要用心拍好自己的電影，這個是最最最最最 original 的不二法門。」
記者／蘇哈妮、Cheukying
攝影／蘇哈妮
編輯／阿果
（記者為 CMEF 文化及媒體教育基金實習生 ，歡迎捐款支持 CMEF， Facebook Page: 文化及媒體教育基金）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