當卓翔的名字於 ViuTV 新劇《島嶼協奏曲》導演一欄出現，不少人都感到意外。
畢竟他最為人熟知的，是紀錄片導演的身份。卓翔曾三度以戲曲文化為題拍攝紀錄長片，其中《戲棚》(2019) 選擇抽走訪談內容，用鏡頭安靜地穿梭一座又一座香港戲棚，呈現空間的特色與魅力，既在觀眾心中留下深刻印象，還入圍台灣金馬獎最佳紀錄片、香港電影金像獎新晉導演。
外界難免好奇：多年沉浸於紀錄片拍攝的他，又會怎樣創作電視劇？
《島》主角之一、演員毛曄穎便坦承，接拍前難以想像「卓翔 + 電視劇」會是怎麼一回事；她只可肯定，最終成品必不是香港觀眾平時會接觸的風格：「已經聯想到，由他拍的話，不會是很 typical 的香港電視劇。」
劇集首播後，坊間迴響證實了這一點。有些觀眾埋怨節奏太慢、劇情太淡，笑言像真人版的《魚樂無窮》（並稱為《人樂無窮》）；也有人認為，其情節比一般劇集更貼近生活，甚至完全不像「劇」的發展，反而令人喜出望外。
一切歸因於卓翔對「真實」的追求。
由意念到出街：八年旅程
訪問當日，卓翔穿深藍色短袖恤衫，肩上勾著米色 tote bag 現身，無論外表或談吐，都如很多文章對他的形容：低調、沉靜，帶著一種很不香港的慢節奏。
《島嶼協奏曲》由醞釀、拍攝，到播出，推進節奏同樣緩慢。故事意念追溯至 2016 年，當時卓翔剛完成紀錄片《一個武生》，準備構思有關香港人移民台灣的劇情片。多年拍紀錄片的經驗告訴他，由真實個案入手，往往是令虛構故事有重量的好方法。於是開始進行資料搜集，揭有關港人社群的媒體報道，讀獨立記者訪談 15 個在台港人的《島嶼．浮城》，還像人類學家般做田野考察，到台灣找移民港人聊天，收集故事。
主流媒體裡的移民論述，不時強調此人生決定的樂觀一面，但親身接觸香港移民，卓翔卻聽到許多不那麼美好的故事。例如有人以前在香港很黏家，移居後因思念遠方的家人，根本沒法融入新生活；有到台灣經商的港人，抱著滿腹大計想一展拳腳，卻發現自己想提供的優質服務，當地市場根本不重視；還有人本身不那麼喜歡台灣，因伴侶緣故而定居當地，「只係想陪著對方，自己其實沒有目標和方向，於是就有很多爭拗和問題出現。」
起初他構思把故事拍成劇情電影，連名字都改好了，叫《香港式移居》，2017 年入選金馬創投，但輾轉多時，因資金問題仍未能開拍；同時他又漸漸覺得，電影篇幅有限，未能全面呈現移台港人的故事，種種原因下只得擱置項目。直至近年向 ViuTV 重提故事大綱獲批，終於能夠拍成十五集電視劇。劇集分成三條故事線，交錯地呈現移居台灣港人創業、工作、戀愛的面貌。
卓翔強調，劇情並非要試圖總結以至代表所有移台港人的處境，「我做不到的，就算用十個 case 也不能。」他只希望，觀眾能透過這三條故事線，窺見角色們在陌生環境尋找自己的可能性。
虛構故事中求真實
多年來，卓翔不知被問過幾多次，拍紀錄片和拍劇情片，究竟有甚麼分別？每次他都答，不想把兩者分得太開。對他而言，電影就是電影，無論紀錄片還是虛構戲劇，本質其實都是再現人的故事，並透過故事感染觀眾。
他眼中，故事的感染力，又關乎它有多真實。「你要令觀眾相信這件事是真的，這是最重要的 — 無論繪畫、攝影，還是電影，所有（媒介）都是想你相信它是真的，那樣感染力就最強。」
以往拍紀錄片，卓翔千方百計追求真實。以拍《戲棚》為例，他常提醒團隊進入戲棚後要隱藏自己，感受空間裡流竄的能量，又要求每個鏡頭至少要五分鐘，盡量貼近日常；剪接時甚至抽走所有訪談內容，讓觀眾沉浸於現實的戲棚環境。
如今拍《島嶼協奏曲》，故事縱然虛構，但卓翔拍攝時一直思考的問題還是差不多：「我越來越想接近真實，怎樣可以做到這一點？怎樣確保可以接近真實？」
卓翔形容，影視製作其實會用剪接、駁景、鏡頭來「騙」觀眾，但他更傾向單純地記錄、捕捉。像有場戲拍 Stephy 畫畫，一般導演或只會拍頭拍尾，再用剪接補足，這樣既省時，對觀眾而言也沒大分別，但卓翔卻會叫 Stephy 一直畫下去，他和攝影師就在旁實時捕捉，出街版本甚至詳盡地呈現她在畫布前踟躕、準備，到最後好不容易下筆的過程。
為何要這樣做？與其叫演員在鏡頭前「演戲」，他更希望營造一片真實的空間，令他們更自然地活出角色。為了讓演員更自在，卓翔還刻意減少現場有可能阻礙演員走動的燈架，使他們得以自由地在那個空間移動、生活。
演員毛曄穎向記者形容，拍攝過程中，導演會不斷要求演員減低在演戲的感覺。「要嘗試將自己演的方法調整到『唔演』咁…只要你對鏡頭的 energy 稍為高一點，導演已經會話，『我想減啲，再減啲，再日常啲。』」她眼中，導演對演戲的要求，其實跟拍紀錄片差不多：「他要求生活感超重，超貼地，好平常，好似平時我同我老公喺屋企食緊飯，有個鏡頭走入嚟影咁自然。」
有時一場戲十句對白唸完了，卓翔會選擇繼續 roll 機，要求演員按著角色即興演下去，「過程中大家都不知道對方會做什麼，於是你就要聆聽，是沒有準備的，只能在那裡，只能 being。」
毛曄穎則形容，導演亦不要求演員把對白唸得流暢。「好似平時講嘢會窒、會停、會諗，照做就得，即係點樣講台詞講得夠生活化囉。」久而久之，她在現場甚至有種感覺，「真係唔係演緊戲，而係喺個場景入面生活緊。」
《島嶼協奏曲》一些場口很少對白，只拍著演員在乘車，在切菜，在發呆，甚至連情緒也不甚外露，觀眾要自行揣摩。卓翔說：「演員的真實是最 powerful 的，哪怕你只是安排他坐在那裏，沒做任何很大的 action。但你相信這個人是因為一些原因坐在這裏，而你又感受到，其實已經有一個 power。」
卓翔回想，他對電視劇的這些追求，可回溯到從小愛看的日劇。「日劇跟韓劇不同，韓劇濃味一點，日劇相對淡一點。它最厲害是十集過後，可以令你很不捨得裡面角色，但你想想那角色發生過甚麼事呢？又好像不太記得。觀眾只是和『他』一起生活了十集 — 這就是我想做的目標。」
他當然知道，電視劇接觸的是一般普羅大眾，導演所追求的「真實」、「生活感」，對一些觀眾而言，可能太平淡，甚至不明所以。於是一如《戲棚》，這次他也嘗試從聲音入手，跟配樂楊彤商量過後，為三條故事線各安排各自的樂器配樂，為看似平淡的劇情著色。
「當場景沒那麼強烈，沒有用鏡頭或表演直接說話，我們怎樣令到觀眾 sense 到『他現在很生氣』呢？」他視配樂為觸發觀眾思考的工具，「它就像一支 highlight pen — 如果我不放音樂，你可能覺得沒事發生，但一放音樂，你至少會想，咦，點解呢度會有音樂？是否有什麼事情發生了？」
「這部劇很多時候，感官和情緒是非常 internal，看不到的。既然看不到，觀眾如何感受到？就是靠音符。」
移民本平常
《島嶼協奏曲》故事概念由 2016 年開展，到 2024 年終於播映，橫跨了足足八年。期間世界翻了幾番，香港社會也掀起了移民潮，數以十萬計人口離開。翻查網上評論，《島》播出前，有些已移居外地的香港人就對劇集期待甚殷，並好奇：它是否第一套用離散港人故事作為題材拍的電視劇？
卓翔眼中，移民卻非甚麼新鮮事。他於香港土生土長，但來自印尼華僑的家族，幾乎「一代人走一個地方」，親戚分散世界各地的背景，令他自小明瞭，人不一定永遠停留在一個地方，甚至也幻想，自己將來會否也會到異地居住，「並不是一件很嚴重的事。」
遷移本平常，他反而更好奇，大家抱著甚麼心態離開原本熟悉的土地。
像他讀初中時，外公在內地離世，母親因在港沒法趕及探望而抱憾，少年卓翔就很疑惑，為何當初母親要選擇來港？為甚麼不和外公住在一起？成長一路走來，種種經歷令他相信，每個選擇離開的人，背後或許都有對個人而言很重要的理由。
「我的印象是（移民）從來都不斷發生，當然有時會多些，有時會少些，但就算環境沒甚麼事，我們其實都有種 desire 想離開一個地方。可能因為你在那個地方覺得不舒服、不被接納…又或因為發現跟旁邊的人有些不同，好像成了 outsider。」
《島嶼協奏曲》的片頭動畫，描繪一頭黑色的企鵝狀生物（名叫 Oddman，見 @theoddlittleworld ig），卡在一大群白色同類之間，猶豫一會，選擇逆流而上，登船出海，尋找新大陸。卓翔形容，劇集的核心主題，其實不僅是移民，而是在旅程中尋找真正的自己。
「有時你在自己出生的地方，會覺得不自在，覺得自己好像外星人。當你失去自我的時候，就會去另一個地方嘗試找回自己。人其實由出生到死亡，都在做這件老套的事。」
離開熟悉環境的覺悟
那頭黑色企鵝狀生物的故事，卓翔也經歷過。
2007 年從演藝學院導演系畢業，他便覺得自己跟周遭環境，以至香港電影工業，都格格不入。「當時香港電影的主流，是動作片、很 hero 的電影，但我就喜歡小品，講家庭關係、人與人之間故事。」偏偏當時合拍片蔚然成風，連資深的許鞍華拿著《天水圍日與夜》故事，想找人投資，也不知被拒多少次。
卓翔畢業後，輾轉做過電影副導演、場記，創作欲望愈來愈濃烈，但又愈來愈明瞭香港的土壤，栽不出他真正喜歡的電影，「市場是沒有了，沒有人看，沒有人投資。」
不久越洋到台灣參加首屆金馬電影學院，在大名鼎鼎的導演侯孝賢指導下，他與來自不同地區的年輕導演聯合執導短片，過程中好像發現新大陸，「好像搵到一個我應該去的地方…可以去那邊工作，甚至會想，是否可以嘗試在那邊發展。」
課程尾聲的慶功宴，他問侯孝賢：「我發現我與自己的城市好像沒有關係，怎麼辦？」侯孝賢告訴他，離開自己熟悉的環境是件好事，因為回去之後，就可用不一樣的角度，重新理解那個地方。
卓翔自此有種要離開熟悉環境的覺悟。
回到香港後，他沒再拍劇情短片，反而選擇加入劇團工作，專注紀錄片拍攝，拍下《乾旦路》、《一個武生》、《戲棚》。這段路輾轉走了十五年，到為 ViuTV 拍《島嶼協奏曲》，彷彿才回到最初的起點。
當《島》故事探討香港人移民台灣的理由，曾經認真考慮到台灣發展的卓翔，則仍然留在香港。
「怎樣說呢？我只是隨住個 flow，跟著我有興趣的事情去走。」卓翔喜歡看樹，IG 相簿全是多年來他在不同地方攝下的樹木相片，有些在日本，有些在台灣，有些在新加坡，有些在香港，正好反映了他的工作行蹤有多廣泛。
「我沒再覺得只可以在香港拍。我可以在亞洲任何地方都可以拍，只要那件事我有興趣，就可以去。不需要太限制自己的 boundary，不用將世界框得太小，反而放寬一點……」無論在香港、台灣、日本拍攝，對卓翔來說都差不多，「其實我們就是一個一個的島啫，都是一個大亞洲啫。」
這些年，由拍紀錄片到拍電視劇，由留在香港到赴亞洲各地拍攝，卓翔始終記得十五年前首次來台灣拍攝時，他親身學到的一課：「離開熟悉的地方到另一個環境，可以吸收新的東西，同時看清楚你原本身處的地方 — 繼而你會發現，其實所有東西，全都是相通的。」
文 / 阿果
攝 / 羅竣彥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