專訪｜由《踏血尋梅》到《爸爸》　翁子光：電影救不了世界，但至少點綴一些

最有歸屬感的故事

外界總把翁子光與「奇案」畫上等號。最為人熟知的，自然是改編自援交少女肢解命案的《踏血尋梅》，當時被形容為「港產片久違了的『奇案片』」，並於金像獎奪下七獎，備受注目；近年由他監製何爵天的《正義迴廊》、譚廣源的《法迷藏》（未上映），故事同樣改編自香港轟動一時的大案。

新作《爸爸》亦然，故事取材自 2010 年在荃灣享和街發生的一宗慘案，15 歲兒子某夜突然在家斬死母與妹，父親當時正在茶餐廳開工。兒子自首，事後被診斷患精神分裂症，被判處無限期醫院令。

翁子光對案件本無興趣，最初只因受一名導演邀約，就此寫劇本，後經時任立法會議員梁耀忠及律師翁靜晶介紹，認識案中事主簡先生，開始接觸這個「爸爸」的故事。他形容對方初時有點「閂閘」，但一段日子後，似乎感受到創作團隊的善意，「知道我哋唔係拍《人肉叉燒包》」，才逐漸放下心防。兩人見過很多次面，像朋友般一同飲茶傾計，以至到他家中相聚。

令翁子光印象特別深刻的，是爸爸住處 — 也就是案發地點 — 的氣氛。「事發後，沙發都已經被砍爛了，但他只是（用膠紙）黏返好，繼續擺在那裡。我很感覺到那個環境裡，他的生活狀態。」

這個畫面也被放在電影中，開場不久，鏡頭隨着爸爸買魚回家，一推開門，映入觀眾眼簾的，就是三花在家中輕盈踱步。貓的細碎腳步，踏過那張貼着膠紙的舊沙發。

因為爸爸的分享，翁子光開始對這件事產生歸屬感。「我覺得我一路搵緊一個咁嘅故仔 — 故事毫無懸念，就是兒子殺人，但是情感很複雜。」從爸爸角度來看，一切源於身份角色矛盾。

「兒子是你地球上唯一至親，但又是你最大仇人；你很自責，但某程度上又是無辜。你需要為自己療傷，但又需要做好爸爸，平衡和兒子的關係；你很想知道答案，很想給太太在天之靈一個交代，但同時又很想兒子在這件事上 settle。」

終於他寫好劇本，但原先委約的導演卻一直束之高閣，未有拍攝。翁多次追問，不得要領，最後請來德高望重的前輩幫忙調解，排除萬難，才成功贖回劇本，自己執導，成了今天的《爸爸》。

千方百計討回劇本，全因翁子光對它特別有感覺，「裡面有很多精神層面、人情世故、世界觀，以至對回憶、思念、人倫之間，尤其對無常的理解，都是屬於我的。」

改編倫理與創作空間

以往執導《踏血尋梅》或監製《正義迴廊》，翁子光從沒想過要認識案中人物，更遑論與之就案件傾談。

例如拍《踏血尋梅》時，有人曾向他提出，可搭路接觸在囚的丁啟泰（肢解案兇手），甚至言之鑿鑿說對方也願意。但翁子光拒絕見面，理由是不希望現實和創作出現衝突：「當你聽到當事人說那件事，那你是不是要跟著他的想法去理解、去創作？」他擔心一旦聽過對方版本，變相就多一層責任，或限制。

「所以就算事後（《踏血》上映後）我們都選擇不見面，我連理解都不想 — 因為他（丁啟泰）告訴你那件事，你就要重新去理解，這樣其實幾冇空間，幾帶來一種束縛。」

但《爸爸》創作之路卻完全不同。翁子光說，之所以「破例」接觸案中人物，只因故事核心由情感出發，「完全是在說他（爸爸）經歷的事，我沒有經歷過，無法創作出來。我們也想見見這個真人，他的情緒、神態、精神的狀態、情感的表達，我都想從那裡得到參考。」

畢竟《爸爸》故事描述的，不是兒子在外面做過什麼，而是在家中跟家人如何相處。「太太、女兒、兒子，每個人都跟他有關係，爸爸完全就是那個暴風眼（的中心）。所有東西都需要他 facilitate，所以我首先問他是否願意分享，OK，願意（才繼續）。」

《踏血尋梅》上映時，既獲譽「超越血腥獵奇，為社會現實留下重要紀錄」（出自香港電影評論學會），但事後亦有論者羅列《踏血尋梅》情節跟真實案件的差異，提出有關電影改編倫理的疑問。九年後《爸爸》同樣改編自真人真事，但亦有部分情節，如戲中劉青雲尋求性服務慰藉，僅為導演創作，於是也有觀眾質疑，這符合倫理嗎？

翁子光如今想來，當年《踏血尋梅》創作上確實比較「離譜」，「意思是一個比較大膽的決定，它的創作性、借題發揮性是很大的。」追溯故事源頭，只因他讀到案件報道，深感好奇，便用想像力寫了一座殘酷城市裡兩個孤獨人的故事。但這種「離譜」是否等同失德？他不認為。

「有時最吊詭的問題是，如果我是佳梅（《踏》案中的被殺事主），會想你寫我真實的東西，還是經美化後的故事？就算你美化了它，我（作為事主）很喜歡，甚至 endorse 你改編，但這是否代表是真的？」他說，這往往是電影改編的爭拗點。「如果我被醜化了，寫衰了，不同意做這件事，但對方因為覺得這件事有公共性，仍然公諸於世，又是不是代表不公義呢？如果我（創作人）不理會那個人（事主），可能會拍得成，又得唔得呢？」

翁子光的想法是，改編故事既已把人物改名換姓，某程度上就應該有多些空間創作，「講 consent 是沒有可能的，否則以前就不會有那些奇案電影，當然很多奇案戲的出發點值得斟酌，甚至不應這樣，但如果往往用這樣的角度（質疑改編），那麼世上所謂有公共性的東西（也不能拍），電影創作的角度就變得非常狹窄，被道德綑綁了。」

《踏》雖曾引起一些質疑，但翁子光說對創作其實「無乜影響」，因為在他眼中，若輕易受他人說法影響，就永遠無法做到自己打從心底想做的作品。關於倫理問題，在他眼中只能「問心」，即由創作人自己把關。「道德有高低，有不同定義、標準，但良知只有兩種標準，有或無。」最後捫心自問，回歸根本，只有一個問題要答：究竟你拍這部電影，是為了什麼？

福音電影也無妨

為了什麼拍電影？翁子光從前最關注的，是藝術層面的事情，「以前覺得電影還電影，它拯救不了世界，你唔好嚟煩我。」但拍《爸爸》，對精神健康議題多了認識，他的想法竟然開始有變。「我現在是左膠一點，如果你是關心《爸爸》的故事，我唔該你關心埋思覺失調、精神分裂症的人和家庭。」

香港社會不時出現有關精神病患者的新聞，如去年荷里活廣場襲擊命案及今年北角開槍案，均引起社會廣泛關注及討論。翁子光形容，如《爸爸》戲中主角事發後自責沒好好看管兒子，沒及早發現病癥，其實屬於無辜者的自責，因精神分裂症可以是隱性、突發，亦正反映精神病患者及家庭所受壓力，「很多家庭都蒙受這種壓力，當你家裡有個精神病人，就像誅九族。」

翁曾經以為，香港社會足夠文明破解一些偏見，但近年的事令他改變看法：「（社會）對『白卡』，對所謂『危害社會安全』的思維矯枉過正，沒想過有沒其他方法，可以幫到這些所謂犯罪的人，或者有病的人。」他不認為社會安全應壓倒一切，「可能一百個人只有一個病，有些人認為冇理由理一個而唔理九十九個，但這世界不是這樣的，有病的人都是不幸的人。」

翁子光還拋出一句他以往恐怕頗為不屑的話：「甚至有人如果覺得我們像福音電影，我都没有問題。如果有人說這個導演藝術成就麻麻哋，但社會責任方面就有啲 — 咦，咁我又不介意喎。」

「雖然電影改變不了世界，但電影有些東西可以美化、點綴這個世界。」

原來電影非一切

翁子光今年 45 歲， 2009 年執導首部長片《明媚時光》，轉眼已十五年。今年 10 月有獨立電影發行以「神秘放映」形式重映《明》，翁事後撰文形容處女作「紀念了我作為香港長大並熱愛電影的一個庸才的一段心跡」。

「庸才」也許是自謙之詞，但「熱愛電影」這點應該毫無異議 — 翁既是影評人，也做過電影場務、副導、製片、編劇、導演，多年也在電影文化中心推廣電影教育。順理成章地，以前在的他眼中，電影永遠是最重要的事，「等同我的全世界，包圍著我。」而拍電影更如金科玉律，總之全世界都要跟着他轉，如今他回想當日：「我拿着這東西，覺得它大晒、是神聖，用它來狐假虎威，大家一定要跟着我所說的去做，藝術上是必然的 — 我要這樣做。」

如今步入中年，近年也有親人離世，翁子光說自己有點轉變。「年紀大了，要面對生離死別，或一些工作上的成敗得失，甚至面對整個香港社會氣候的變化…很多時候都不可以用情緒激化的方法，不是不好，而是行不通。」

曾經認定電影就是一切的他，如今甚至認為，就算不能再拍電影，天也不會塌下來，反之如果還可繼續拍，就只管抱著默默耕耘的心態。「因為那是我的工作。沒有什麼神聖的，沒有什麼藝術，沒有什麼高尚。」他就像在跟昔日的自我對話：「你不要高舉一個什麼旗號，覺得我一定要做一件什麼事，覺得很神聖、是真理、全部人一定要聽你。不要相信這件事，因為這件事某程度上是 cover 了你自己，令你好像不用負自己的責任。」

翁子光形容，這些轉變或與人生階段有關，但與香港社會環境也有關係：「很多事情不可以一下子想到怎樣改變，或者所謂爭取什麼，那是不是代表放棄？或者你有沒有一些自己慢慢去梳理得到、去做的事？很多時候，自己的崗位更重要。」

「慢慢將目標縮小，集中做能夠做到的事，發揮最大能量將那件事做得最好，《爸爸》就像是這種心態轉變之下做的電影。」

一個導演的轉變

談到這裡，記者追問翁子光，如果由《踏血尋梅》時期的他來拍《爸爸》，會有什麼不同？

翁子光想起，最初接觸這宗案件時，聽聞不少相當奇情元素，例如當事人門口被畫上邪教標誌，又有說兒子行為深受多啦 Ａ 夢漫畫、九把刀小說所影響……大多是傳聞、聯想，難分真假，但又似乎很 juicy。如果是以前，他很可能會把這些元素放進電影，「因為很多人會被吸引去看，甚至裡面有很多東西可以創作，有機會做些很風格化、cinematic 的東西。」

但今時今日的他卻步了。「不想從兒子的角度去看這些東西，雖然很 juicy，但我對這個領域不認知，我不應該做一個不負責任的 conclusion，因為那是一個病，從病理上理解的時候，我們只能用一個很敬畏的心態，關於應該如何面對。」

如今他更想探討，如果家人有病，爸爸可以怎麼辦呢？他說，在電影裡討論這個問題，會來得更真實。「當然電影不一定真實，可以有 fantasy；以前的我可能傾向 fantasy，但今天我慢慢地變得……想有更加溫情的處理，而非 juicy 的。」

《爸爸》故事尾聲，兒子終於獲准離開小欖，回家與爸爸相聚，翁子光笑言，有人質疑這結尾過於 good will（良好願望）：「兒子究竟能否、何時重獲自由，到時父親是否仍健在，甚至兩父子能否好好吃完一頓飯，大家都不知道。」他明瞭這種處理很不「翁子光」，「因為我的電影一向很銳利，敢於表達現實，正因為寫實，所以反而有藝術性。因為它不是一般糖衣，或是 easy way out 的東西 — 即使觀眾想不想面對也好。」

即使如此，他仍選擇為故事寫下帶一點暖意的結尾，他解釋，「那種療傷和鎮痛，像一杯苦茶加返一點糖，令到大家看戲過程中接受到、吸收到，才可以入到這個世界。」他笑笑說，「我加了少許糖分給這個故事，也是因為我年紀大了，有這麼一個世界觀 — 如果它真的太過黑暗的時候，連我都沒法接受自己這樣。」

後記：奇案以外

談起改編倫理時，翁子光立場鮮明、自信，但過程中亦自知，創作有時不太審慎，可以成熟一點：「我也會愈來愈成熟，或者成熟到一個階段，不再拍一些真實的事件，無謂了，也不一定。」

當外界總將他和「奇案」畫上等號，翁子光的理想卻是慢慢遠離這電影類型。

事實上，他一直嘗試做這一點。《踏血》大半篇幅都無關案件，反而談兇手與被害者的人生；《爸爸》更如是，撕開「奇案」包裝，說到底原是一部家庭倫理電影：「其實我就是想講這家人的故事，講爸爸怎樣看一家人。」

由 15 年前《明媚時光》的青澀、《踏血尋梅》的狂放，來到《爸爸》的舉重若輕，翁子光期望日後除了拍一些如《風再起時》般大成本、較複雜的作品，「那些可能更像做實驗，做香港電影沒有的東西」，還會有更大信心脫離類型，拍簡單的故事，「拍一個阿伯和一隻狗一日的生活，都可以。」

說到底，作為創作人，他有他的理想追求。

「所有導演、所有電影去到最高最高的境界，都是講反璞歸真的人性、鄉愁、夢想、 恐懼，人類最基本的東西。就像安哲羅普洛斯的電影《一生何求》……他的主題是天、地、人，這是我自己日後電影希望可以做得到的事。」

文／阿果
攝／Nasha Chan