電影《白日之下》改編自 2015 至 2016 年間，香港一系列揭露殘疾、安老院舍虐待院友醜聞。故事以偵查組記者凌曉琪（余香凝飾）的視角出發，講述主角以卧底身份揭露院舍黑幕，但卻未能為現實帶來解方。
曾經轟動全港的新聞日漸遠去，明日的頭條自有更荒誕奇情的故事上演。年輕創作團隊簡君晋（阿簡）、唐翠萍（Iris）與李卓風（阿風）卻用了 5 年時間，交出一個不熱血、不典型的記者故事。
由 2018 到 2023，香港已翻成另一個模樣。三人攜同各身的憤怒與絕望，摸壁前行，藉電影叩問現世為何無法制衡惡。「我們了解這個世界越多，越容易絕望，但是我們明白了一個更加可貴的特質。就是你了解世界，但你依然相信世界有變好的可能。」阿風說。
隨讀報而來的故事
嚴格來說，《白日之下》創作意念沿自 2015 年一宗轟動全城的頭條新聞——大埔劍橋護老院露天地方脫光長者衣服等洗澡。其後，再有傳媒多間揭發私營殘疾人士院舍虐待、性侵院友，「國寶之家」院友僅以燒賣青菜送白飯，「康橋之家」 8 個月內 6 院友離奇喪命⋯⋯接二連三的院舍醜聞讓電影導演簡君晋想起自己與家人的未來：「其實在香港有人口老化⋯⋯這些問題是越來越切身的。那為什麼人會活得那麼沒有尊嚴？為什麼這麼多人會在陰影底下，然後我為什麼會這麼幸運？」
帶着疑問，阿簡聯繫上報道相關醜聞的偵查記者，從記者口中發現，採訪背後不為人知的人性掙扎，以及理想與現實間的落差 — 涉事院舍被釘牌後，院友被轉送到同一集團旗下的分店，而身為吹哨者的護理員卻從此被業界永不錄用。他由此起草一個關於記者偵查院舍醜聞的分鏡劇本。那是 2018 年。那一年，康橋之家前院長張健華涉性侵案的受害人和家屬在律政司撤控後，決定改以民事方式起訴索償。
其時，阿簡需要隊友去創作劇本，但當時他既無資金亦無甚名氣。從溫哥華電影學院畢業的他 2009 年回港後，曾為糊口創業從商，當過兩年「IT狗」。直至際遇推他到低谷，連右眼也捱近三分一眼角膜潰瘍，他把心一橫去找回自己電影夢。自 2013 年拍畢自己首部青春電影《當 C遇上 G7 》起，他便拍起短片、MV 在影視圈浮沉，等待另一個機會。而他卻憑著那份分鏡草稿，找到兩位不計成本和他一起創作的年輕編劇，阿風與 Iris。
阿風大學畢業後在文學圈打滾，曾在戚其義和周旭明旗下學做編劇。他一直記得自己和簡首次談劇本的地方，是荷里活廣場連鎖咖啡店 Starbucks。「那時還沒有不喝 Starbucks」，阿風笑稱。他當年就是在同一地方，透過手機看到護老院長者天台洗澡的新聞。
「他（簡）那時候還沒說錢，連投資者什麼都沒有」，編劇 Iris 說。中文系畢業的她自小由爺爺嫲嫲湊大，當年看到院舍虐老的報導時，她無法不想起兩老。「我覺得（加入）完全不是為了錢，不是為了什麼，而是不知道為什麼 somehow 有一點點使命感？」她想，若要拍成電影，從記者角度切入是她認為要做的一件事。
承載他人苦痛之難
就這樣，三名被報道觸動的讀者埋班度橋。他們保留原分鏡內記者與院舍兩條故事線，再逐少拿現實素材去築起《白日之下》的電影世界。長年跟進殘疾人士議題的立法會議員當時仍在議會，他們就去拜訪，對方把一直以來的殘疾院舍相片全數交託予團隊。當有與院舍醜聞相關的法庭案開審，他們便去旁聽。「我好深感受，因為活生生在我面前，很讓人傷心，其實單單想起也很傷心」，阿簡說。
傷心是人類凝視他人苦難的反應，但如何超越旁觀苦難的疲乏去回應，則是凝望者的課業。阿簡強調，電影雖改編自真實個案，但角色、情節全是重新設計，因他們不是要重現真相、現實。「為何我這麼強調？是因為我不相信單一事件，只有一個人，而是有很多我們根本不知道（現實）有多少個院長？有多少作惡的人在裏面？不是只有我們認知、曝光出來的一個。」他解釋。這些年來，三人經議員、記者、社工聽過無數個案，更多受害人連提告上庭的機會也沒有，只能在暗處療傷。
簡坦言，「我們一直以來創作最擔心的是，會不會消費了，或者再傷害了（弱勢群體）。這件事一直很擔心、一直 concern，但是不是不做呢？」這份自省透過劇本與影像呈現，例如涉及性侵的情節，部分透過磨砂玻璃呈現，三人形容，既希望場面對觀眾「有 impact」，但同時亦想避免譁眾取寵，因這部電影承載著許多人的痛苦和困難。
而這份劇本曾受本地投資者冷待，尤其創作團隊拒絕營銷假希望，拒絕把記者英雄化的熱血套路。有公司單看題目已表明沒興趣投資，亦有投資者直接問他們，有沒有其他喜劇或鬼片劇本？越多人否定，阿簡越想證明這件事可以行得通。
而 Iris 則堅信電影裏的價值不受時間限制，故事亦不僅是指向某年某殘疾院舍的單一事件。「透過記者追尋這件事帶出我們在這個無力感的社會，要怎樣堅持追求真相、追求善良這件事。我想這件事無論放於二零一幾年、或是二零二三年，我們不覺得這個核心的價值會變。」她說，因此他們繼續堅持想把這故事帶給觀眾。
捲入時代洪流的他們
然而，他們反複碰壁的三年間，社會環境轉趨壓抑，電影業亦因疫情備受打擊。簡繼續拍 MV 短片，風主力做編劇，Iris 則為電視節目撰稿，不時回頭聚首，繼續修改這份開拍無期的劇本。
某次，阿簡到酒吧喝悶酒，卻遇上 ViuTV 監製在找電視劇劇本。三人便暫時放低《白日之下》的故事，嘗試寫電視劇本《IT 狗》，結果越寫越過癮，成就一套黑色幽默喜劇。「很多時候想並沒有太多『因為咁，所以咁』的東西，而我們都很被動地走在洪流裏，就隨那個 flow 而去。」阿簡說。結果調侃現實生活的《IT 狗》一炮而紅，伴觀眾過了 20 個有笑有淚的晚上。
阿風認為，這些年來他們心智上也成熟了，面對世界荒謬，他們學會如何超越自己的憤怒、絕望與苦毒。「可能這套戲最後也是你將這些情緒昇華成為你的行動力。那個行動力不知道是甚麼，但是我們稱之為『希望』。」阿風說。而這些情緒與成長揉進兩份劇本裏頭。
《IT狗》跑出後，曾有朋友勸他們專心做喜劇，不如不要再「搞其他嘢」了。倒是，電影監製爾冬陞表示支持他們，若他們仍然想開拍，會嘗試再幫他們尋找投資者。當時，劇本經輾轉傳到天下一電影公司手上。阿簡記得在朋友煞科宴遇上天下一老闆古天樂。古天樂向他表示，自己很喜歡劇本，會盡力想辦法讓電影成事。
堅持數載的劇本在 24 小時內開花結果，阿風和 Iris 笑言接到消息後，下意識是一起去摸最近的木頭 touch wood。畢竟三人在影視界打滾多年，一眾年輕編劇導演早已習慣被拒絕。
電影落實開拍那年，《蘋果日報》、《立場新聞》已相繼停運。當三人再到區域法院旁聽康橋案時，法庭已是審判反修例運動案件的現場，也是審理新聞工作者煽動案的場所。故事裏偵查記者揭露真相的社會環境在許多人眼中早成歷史。
我們與改變的距離
《白日之下》本周上畫，10月中旬起舉辦電影優先放映場，香港記者協會曾包場觀看，席上不乏行內資深記者。記者回看電影裏的 news room 衝突場口，一句地獄梗「你當這裏是 content farm 啊？」逗得哄堂大笑，下一句「你以為可以改變世界？你記者嚟㗎咋！」旋即落得鴉雀無聲。空氣瀰漫微妙的溫度落差彰顯彼此心照不宣的行業困境。有記者向阿簡致謝，謝謝對方記錄了新聞工作者在香港最美好的一個時間。
多年來，無數記者曾跟進殘疾院舍報道，但更多人難抵傳媒業低薪現實與政治環境而放低報道。如今，電影沿著他們留低的故事走來，成為當年事件的最大「追尾跟進報導」 。
《白日之下》絕非唯一套透過電影揭發社會黑幕的電影。韓國電影《無聲吶喊》（又譯《熔爐》）取材自當地女作家孔枝泳的改編自真人真事同名小說，內容講述光州霧津一所聾啞學校校長及教職員性侵、虐待聾啞學生事件。電影於 2011 年上映後，引起韓國社會公憤。韓國國會其後通過《性暴力犯罪處罰特別法部份修訂法律案》（又稱為《熔爐法》），解除對殘障人士及不滿 13 歲的兒童的性暴力犯罪追溯的時效限制。事後，一名教職員原被判緩刑，修例後改判囚 12 年。《無聲吶喊》因此成為歷史上極少數真正推動社會制度改革的電影。
有優先場觀眾形容電影為港版《無聲吶喊》，揭露失能人面對性侵虐待的困局，但我們距離改變又有多遠？戲裏戲外，智障人士性侵案案件每每不了了之。有事主飽受創傷後遺不宜出庭，但向其親人、社工或照顧者轉述案情的錄影證辭僅被法庭視作傳聞證供。即使克服心理關口上庭，普遍智障事主亦難以準確表達事發過程，更會在交叉盤問程序中遭受二次傷害。
早於 2016年，4 名時任立法會議員楊岳橋、郭榮鏗、張超雄及邵家臻曾聯署去信負責「康橋性侵案」的刑事檢控專員，信中提及跟進《刑事法律程序中的傳聞證據》改革建議，其中包括接納，因身體和精神緣故不宜出庭的證人的傳聞口供。多年過去，聯署者中有人被通緝，有人離港，有人被囚。而康橋性侵案的事主和家屬只能透過民事訴訟索償，案件將於明年宣判。
Iris 感恩電影能夠在大家成熟的時刻面世，她認為電影有時也可以提出問題，「這也是我們做到其中一個角色，就是抱著一個疑問，或者對這個社會怎樣回應」。電影裏，菜鳥記者滿腔熱誠的對白：「可能真係無人在乎，可能我哋試過一千次都係冇用，但也話唔定今次就有改變。」活脫是創作團隊的共同投射 。
阿簡早前接受海外傳媒訪問，批評香港保障智障人士的法律「有點過時」，因此希望電影能引起迴響，繼而令社會研究修例。如今他表示心底一直希望電影能帶來改變，但人大了，卻少了年少時的理直氣壯，只怕說出口卻做不到。「你也知道世界不是這樣的，但我仍然相信最絕望的時候，第一件事可以做的，就是你先去相信（可能會改變）。其實那件事是有 power 的。」
文／曾雪雯
攝／梁文熙
場地提供：1881 Heritage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