專訪|《白日青春》導演劉國瑞,怎樣拍出最真實的香港難民故事?


《白日青春》中,巴基斯坦難民家庭的哈山(林諾飾)以及游水逃難來港的上一代難民陳白日(黃秋生飾),兩代難民上演一場公路逃亡的故事。

導演劉國瑞的家族史,也是一場移民的故事。祖輩來自福建,父母在南馬小鎮麻坡定居,他的哥哥及姐姐均去了台灣唸大學,他則在 2008 年剛剛十八歲就來港,去了城市大學唸商科,輾轉做過大學教學助理,拍過電視廣告,其後開始影像創作,一磨劍就磨足十年,直至去年始踏上金馬獎頒獎台,憑首部長片《白日青春》一舉贏下最佳原創劇本、最佳新導演及最佳男主角獎。

圖片來源:金馬影展 fb(攝影|李思敬)

難民的故事 移民的故事

《白》破天荒以在港難民為主題,卻又驚人地寫實,是劉國瑞多年積累而成。

多年來,他一直想拍異鄉人的故事。約五至六年前,他在協助懷孕外傭的機構 Pathfinders 中做義工,幾乎每一兩個月就去一次。機構為單親媽媽辦各種工作坊,有外傭,也有難民,他的角色就是在旁照顧小朋友。他發現,約三四歲的年幼孩子,語言發展較遲緩,自我表達或溝通能力較差,「好多媽媽唔識廣東話,就要用英文— 可能都係 broken 的英文 — 而小朋友有可能唔想學返佢哋啲鄉下話。」平日,因為圈子小,孩子得不到外出的機會 — 這一點也反映在《白》中哈山與陳白日一起逃亡時,問:「呢度邊度?我從來冇嚟過九龍。」劉國瑞一直與來自印尼的難民家庭保持聯繫,有時接到問中文功課的訊息,也不吝回覆,亦曾與一個特殊的埃及難民家庭進行訪談,對方二千年代抵港,聲請雖獲入境處確認,卻未能獲聯合國難民公署審核認可,因此永遠滯留香港。

《白日青春》劇照

因此,片中借用了不少難民的真實故事,對白鮮血淋漓:難民母親面臨領養或墮胎的選項,偏偏回教或天主教禁止墮胎,這樣的掙扎,他放到片中;不超過百分之一的尋求庇護者聲請獲確認,唯有獲確認成難民才可受聯合國難民公署安排,到第三國安置 — 因此加拿大是難民的夢想國,而「聲請人」及「獲確立聲請的難民」兩個身份之間難以逾越的天塹,他也投放到主角林諾的難民家庭身上。不過,拍紀錄片出身的他無意鋪陳太多事實,或者議題論述。劇本越寫下去,劉國瑞越覺得要走得更闊,走得更深,而借助尋求庇護者的處境,他更想問的是:何為香港人?「呢套戲都係關於一個身份認同的問題。」

作為遷移了幾代的馬來西亞華人,作為一個移民,他與難民共感之處,正是那些困惑無助的時刻。大學抵港後,他才學會廣東話,即使一副華人面孔,時至今日日常生活中,仍會因對方廣東話語速太快聽不清楚,或者講得不好,被收銀員、的士司機斥罵,無奈道「呢啲實有」。

移居的陣痛不會完,問他是否認同「少數族裔」一詞?劉國瑞重複了三次「我不認同」,「冇少唔少數…事實上就係佢入面有好多唔同的 class。」光是他認識的香港的少數族裔,有住石澳獨立屋、紮根多代的印度人,也有住在深水埗、葵涌的窮人,而從事外賣的少數族裔一個月甚至可賺三四萬,比他月入還高。當我們借用「少數族裔」一詞時,在談論什麼?「某程度我都係少數,但族裔係華人,所以對我嚟講冇乜分別,但係咪代表我的社會狀態好啲呢?某程度係,但論搵錢或財富可能我仲差過某些人,所以唔係咁絕對。」

「我比較重視 context(環境脈絡)多過 label(標籤),」馬來西亞人就是一個複雜的例子,「馬來西亞係一個國族,文化上你係一個華人,但係華人又會分福建人、廣東人、潮州人……而我人喺香港住咗十幾年,咁係咪一個簡單的界線,可以概括我的 background 呢?」在馬來西亞多元社會,華人非回教徒反而是少數,他就曾聽聞,齋戒月份時,華人學生也不可在回教學生面前進食;在香港情況顛倒,他變成多數,卻促使他把關注投放在外來的回教徒身上。

製作:穿梭宗教文化的多重宇宙

另一個《白》製作過程中,前所未見的難題是,在香港宗教和文化的多重宇宙之間,如何盡可能忠實地貼近一整個族群的面貌。

《白》的非華裔角色數量約佔全部角色一半,數量之多在港產片中絕無僅有。「相對一個人或一個家庭,我比較有機會 present 一個 community。」劉國瑞希望,片中呈現的少數族裔,「不止一種人,不止一種職業,亦不止一個 idea」,能讓觀眾多少理解其多元社群,同時拉闊香港電影中非華裔角色的光譜。

《白日青春》劇照

劇組聘有烏都語指導,戲中烏都語對白約佔三成,廣東話七成。劉國瑞花了兩年半寫劇本,寫了十多個版本,分別用中英文寫成,待定稿後,仍需要再與烏都語對白指導討論,逐場翻譯對白。不過,他 2018 年的劇情短片《末路窮途》 — 描寫出獄後巴基斯坦移民,為挽回妻兒,四處找工作,最終做 Uber 外賣司機的故事 — 因此他一早對巴基斯坦宗教文化有一定理解,這次只需微調表達方式。

對白不難,遇上第一個難關反而是選角。劉國瑞曾嘗試尋覓真難民飾演主角哈山,奈何實際不可行 — 在港免遣返聲請人被禁止從事有薪及無償工作,僅聲請獲確立的難民合乎資格向入境處申請酌情工作許可。按立法會數字,截至2020年四月,僅有 204 宗工作申請獲批 — 何況哈山是個少年角色,未成年難民未必能獲批工作,劉國瑞思前想後幾個月,最終放棄。

片中主角的家庭是信奉回教的巴基斯坦人,劉國瑞拍攝時首先考量如何精準地呈現其文化習慣,並不至落入刻板印象(stereotype)的窠臼中。除了飾演哈山的林諾確實是巴基斯坦移民,飾演其父母的演員潘文星(Inderjeet Singh)及喬加雲(Kiranjeet Gill)均是在港紮根多代的印度人,操流利廣東話。「始終你要搵巴基斯坦演員係有難度,因為佢哋家庭相對上保守,要(在鏡頭前)演出 — 尤其女性 — 好難。」劉國瑞曾經與數名巴裔女演員洽談,然而礙於女性角色到一定年紀,普遍需戴頭巾,而且家庭未必能接受女性拋頭露面現身大銀幕上,最終不成事。所有角色中,僅有前往加拿大的難民小女孩由巴基斯坦人飾演。

喬加雲(Kiranjeet Gill)在戲中角色(圖片來源:白日青春製作特輯)

潘文星及喬加雲是旁遮普人,該地區在 1947 年被分割,西屬巴基斯坦,東屬印度,兩名演員和劉國瑞一開始不無憂慮,由他們扮演巴基斯坦人或有醜化之嫌,或在社群中招致非議,幸得來自巴基斯坦的烏都語指導力助,調整成巴基斯坦口音,功不可沒。

伊斯蘭教徒禁酒,禁止墮胎。《白》亦多次在邊界游走,但把細節捉得緊,其中被刪去的一幕描述哈山母親 Fatima 幾許掙扎,考慮服藥墮胎,但決定不 — 這段最終因不影響故事完整度,拍了也未有剪入成片;連片中的南亞幫在回收廠飲酒,他也解釋當中設定上有其他族群,例如印度人、埃及人,並非全部是穆斯林。片場,攝製隊亦時時照顧演員們的飲食及衣著需要,附近有清真食品,就會提早預訂。

「我自己印象好深刻係喺香港,作為伊斯蘭教徒,要實踐你的生活模式係好困難。」正式開拍前,劉國瑞曾找來約十多個少數族裔小演員,與林諾一起上表演訓練。每逢放飯,小朋友都蜂擁去麥當勞買魚柳包,只因那是麥當勞餐牌上唯一獲清真認證的食物,也是對回教徒而言,最易取得、最安全的選擇,小朋友沒有抱怨,導演反而想:「係咪真係冇其他選擇?當然呢個唔係我一個人(要)改變,係成個社會。」

《白日青春》劇照

流徒:現實與虛構的經驗

組成《白》的主要團隊時,劉國瑞有意識挑選擁有遷移經驗的成員:監製鄭保瑞是澳門人,小時移居香港;攝影師梁永佳在美國唸書;法籍剪接師馬修在中國為名導賈彰柯工作多年;配樂則是《幻愛》的陳玉彬、林鈞暉負責,後者也曾在美留學……「我們對香港,都不是純粹香港人咁睇。」團隊合力以異鄉人的視角,說香港異鄉人的故事,與香港人眼中的香港,有一段距離,「可以理解嗰種人在異鄉比較無助的情感,更捉到戲入面的一種核心。」鏡頭語言、色調、配樂細節等營造獨特風格,用手搖鏡更顯真實,又在配樂上採用減法,劉國瑞舉例,他會要求把原有十層聲音的配樂去蕪存菁,剝剩兩三層 — 文化的多重宇宙中,那種空落落的極簡風格(minimalism),反而更加突顯難民的孤寂感。

難民被迫隨邊界流動,普通人移居,尚有選擇的餘地。劉國瑞選擇來港,甚至有過去美國唸電影的機會,最終又放棄,「我同難民唔同,佢嚟咗呢度,一定要等,一定要完成審批,即係佢冇乜選擇。」

對他而言,身份是多重的,歸屬感也是多重的。「歸屬感可以好 exclusive,只可以係一種,但對於我嚟講,是 inclusive,或者對於我嚟講,所有 border 都係暫時嘅。」這一點,包括國族的邊界。2019 年前,他為港台拍攝外判紀錄片《海上的吉普賽人》,追訪世代居於蘇六海的海上游牧民族海巴瑤族。一千多年來,海巴瑤族逐水而居,捕魚為生,在現代的國界出現後,卻被迫劃分成馬來西亞、菲律賓和印尼人,甚或不被接納,成為無國籍者。「所以你點樣定義自己做咩人?對我來說,我哋而家所有框架都係現代的,而邊個可以保證這些國家同埋邊界,幾十年後會唔會改變呢?」

劉國瑞曾為港台拍攝外判紀錄片《看見溫度 2020:海上的吉普賽人》,《過時.過節》導演曾慶宏任攝影,劉國瑞任水底攝影、剪接及導演,《憂鬱之島》導演陳梓桓任收音

《白》在事實面上接近真實 — 尋求庇護者在制度上中陷入多重弱勢,被警方針對,被視為「假難民」,這一點毋容置疑。然而《白》始終是劇情片,游走於現實與虛構的界線之間。「(難民)撞車死有冇發生過,會唔會發生呢?有冇一個真實的 case呢?咁就冇嘅,如果你話(難民)運毒、追捕有冇發生過呢?有發生過的,(難民)搶槍有冇發生過呢?據我所知係冇,係擺咗一個 fictional context 去 present。」

「我從來都唔 define 佢(《白》)係一個為 asylum seeker(尋求庇護者)發聲的一套戲,而係一個父子感情的公路電影,但係有一個現代的 asylum seeker context。」

歸屬:做個流動的地球人

若果非要找一個社群,一份歸屬感,劉國瑞會說是來自拍紀錄片的圈子。十年間,劉國瑞一步步走向影像創作的路上,曾在采風電影的紀錄片大師班訓練營,認識了一班同樣拍紀錄片、非科班出身的影像人,當中包括《正義迴廊》編劇葉偉平、2015 年曾入圍金馬獎最佳紀錄片的陳巧真,以及拍攝《憂鬱之島》的陳梓桓 — 二人結緣十年,劉國瑞曾為陳梓恒的偽紀錄片《作為雨水:表象與意志》擔任編劇,而陳梓桓亦為《海上的吉普賽人》負責收音。近年香港電影圈子中出現新氣象,他為此鼓舞,也多次出席新導演聯合謝票場,但要像《正義迴廊》票房破四千萬,他也不強求。

劉國瑞憑《白日青春》贏得第 59 屆金馬獎最佳原著劇本一刻(圖片來源:金馬影展 fb,林軒朗攝影)

本周《白日青春》終於上映,「我係個幾隨緣的人,套戲都係有佢條命,都冇乜期望……由一開始寫劇本冇乜期望,不覺得會拍出來,不覺得搵到錢,不覺得可以搵到合適的演員,不覺得會去影展,不覺得會攞獎,但次次佢發生就發生。」劉國瑞寧可隨緣,反而少一點壓力,少一點過份用力、過份渴求成功的迫切感,「就算而家你問我係咪一個電影導演,我覺得都唔係。」

下一部長片,劉國瑞計劃回到馬來西亞拍攝。漂泊多年,父親在七年前中風,疫情前他一年回去五六次探望,他也多年沒有在當地生活,或者是時候把故鄉的情感拍攝出來。「香港是一個好開放的城市,你來很容易,你走都好容易,所以對我而言,沒有太大的牽掛。」雖然劉國瑞已成家立室,太太是香港人,但身為電影人,他的工作是流動的,甚至更願意定義自己為「地球人」。「我的離開,同其他香港人的『走』唔同,始終我個根唔喺度……哲學層次上,呢度唔會係我最後一道防線嘛。」他已將對香港的大部份愛恨情仇貫注入作品中,離開與否,至少尚能確認,他的人生與香港的關係會保持「現在進行式」,「不會 close(緊密)到,呢個地方不停變緊。」

文/張子月
攝/HLK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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