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白日青春》中，巴基斯坦難民家庭的哈山（林諾飾）以及游水逃難來港的上一代難民陳白日（黃秋生飾），兩代難民上演一場公路逃亡的故事。
導演劉國瑞的家族史，也是一場移民的故事。祖輩來自福建，父母在南馬小鎮麻坡定居，他的哥哥及姐姐均去了台灣唸大學，他則在 2008 年剛剛十八歲就來港，去了城市大學唸商科，輾轉做過大學教學助理，拍過電視廣告，其後開始影像創作，一磨劍就磨足十年，直至去年始踏上金馬獎頒獎台，憑首部長片《白日青春》一舉贏下最佳原創劇本、最佳新導演及最佳男主角獎。
難民的故事 移民的故事
《白》破天荒以在港難民為主題，卻又驚人地寫實，是劉國瑞多年積累而成。
多年來，他一直想拍異鄉人的故事。約五至六年前，他在協助懷孕外傭的機構 Pathfinders 中做義工，幾乎每一兩個月就去一次。機構為單親媽媽辦各種工作坊，有外傭，也有難民，他的角色就是在旁照顧小朋友。他發現，約三四歲的年幼孩子，語言發展較遲緩，自我表達或溝通能力較差，「好多媽媽唔識廣東話，就要用英文— 可能都係 broken 的英文 — 而小朋友有可能唔想學返佢哋啲鄉下話。」平日，因為圈子小，孩子得不到外出的機會 — 這一點也反映在《白》中哈山與陳白日一起逃亡時，問：「呢度邊度？我從來冇嚟過九龍。」劉國瑞一直與來自印尼的難民家庭保持聯繫，有時接到問中文功課的訊息，也不吝回覆，亦曾與一個特殊的埃及難民家庭進行訪談，對方二千年代抵港，聲請雖獲入境處確認，卻未能獲聯合國難民公署審核認可，因此永遠滯留香港。
因此，片中借用了不少難民的真實故事，對白鮮血淋漓：難民母親面臨領養或墮胎的選項，偏偏回教或天主教禁止墮胎，這樣的掙扎，他放到片中；不超過百分之一的尋求庇護者聲請獲確認，唯有獲確認成難民才可受聯合國難民公署安排，到第三國安置 — 因此加拿大是難民的夢想國，而「聲請人」及「獲確立聲請的難民」兩個身份之間難以逾越的天塹，他也投放到主角林諾的難民家庭身上。不過，拍紀錄片出身的他無意鋪陳太多事實，或者議題論述。劇本越寫下去，劉國瑞越覺得要走得更闊，走得更深，而借助尋求庇護者的處境，他更想問的是：何為香港人？「呢套戲都係關於一個身份認同的問題。」
作為遷移了幾代的馬來西亞華人，作為一個移民，他與難民共感之處，正是那些困惑無助的時刻。大學抵港後，他才學會廣東話，即使一副華人面孔，時至今日日常生活中，仍會因對方廣東話語速太快聽不清楚，或者講得不好，被收銀員、的士司機斥罵，無奈道「呢啲實有」。
移居的陣痛不會完，問他是否認同「少數族裔」一詞？劉國瑞重複了三次「我不認同」，「冇少唔少數…事實上就係佢入面有好多唔同的 class。」光是他認識的香港的少數族裔，有住石澳獨立屋、紮根多代的印度人，也有住在深水埗、葵涌的窮人，而從事外賣的少數族裔一個月甚至可賺三四萬，比他月入還高。當我們借用「少數族裔」一詞時，在談論什麼？「某程度我都係少數，但族裔係華人，所以對我嚟講冇乜分別，但係咪代表我的社會狀態好啲呢？某程度係，但論搵錢或財富可能我仲差過某些人，所以唔係咁絕對。」
「我比較重視 context（環境脈絡）多過 label（標籤），」馬來西亞人就是一個複雜的例子，「馬來西亞係一個國族，文化上你係一個華人，但係華人又會分福建人、廣東人、潮州人……而我人喺香港住咗十幾年，咁係咪一個簡單的界線，可以概括我的 background 呢？」在馬來西亞多元社會，華人非回教徒反而是少數，他就曾聽聞，齋戒月份時，華人學生也不可在回教學生面前進食；在香港情況顛倒，他變成多數，卻促使他把關注投放在外來的回教徒身上。
製作：穿梭宗教文化的多重宇宙
另一個《白》製作過程中，前所未見的難題是，在香港宗教和文化的多重宇宙之間，如何盡可能忠實地貼近一整個族群的面貌。
《白》的非華裔角色數量約佔全部角色一半，數量之多在港產片中絕無僅有。「相對一個人或一個家庭，我比較有機會 present 一個 community。」劉國瑞希望，片中呈現的少數族裔，「不止一種人，不止一種職業，亦不止一個 idea」，能讓觀眾多少理解其多元社群，同時拉闊香港電影中非華裔角色的光譜。
劇組聘有烏都語指導，戲中烏都語對白約佔三成，廣東話七成。劉國瑞花了兩年半寫劇本，寫了十多個版本，分別用中英文寫成，待定稿後，仍需要再與烏都語對白指導討論，逐場翻譯對白。不過，他 2018 年的劇情短片《末路窮途》 — 描寫出獄後巴基斯坦移民，為挽回妻兒，四處找工作，最終做 Uber 外賣司機的故事 — 因此他一早對巴基斯坦宗教文化有一定理解，這次只需微調表達方式。
對白不難，遇上第一個難關反而是選角。劉國瑞曾嘗試尋覓真難民飾演主角哈山，奈何實際不可行 — 在港免遣返聲請人被禁止從事有薪及無償工作，僅聲請獲確立的難民合乎資格向入境處申請酌情工作許可。按立法會數字，截至2020年四月，僅有 204 宗工作申請獲批 — 何況哈山是個少年角色，未成年難民未必能獲批工作，劉國瑞思前想後幾個月，最終放棄。
片中主角的家庭是信奉回教的巴基斯坦人，劉國瑞拍攝時首先考量如何精準地呈現其文化習慣，並不至落入刻板印象（stereotype）的窠臼中。除了飾演哈山的林諾確實是巴基斯坦移民，飾演其父母的演員潘文星（Inderjeet Singh）及喬加雲（Kiranjeet Gill）均是在港紮根多代的印度人，操流利廣東話。「始終你要搵巴基斯坦演員係有難度，因為佢哋家庭相對上保守，要（在鏡頭前）演出 — 尤其女性 — 好難。」劉國瑞曾經與數名巴裔女演員洽談，然而礙於女性角色到一定年紀，普遍需戴頭巾，而且家庭未必能接受女性拋頭露面現身大銀幕上，最終不成事。所有角色中，僅有前往加拿大的難民小女孩由巴基斯坦人飾演。
潘文星及喬加雲是旁遮普人，該地區在 1947 年被分割，西屬巴基斯坦，東屬印度，兩名演員和劉國瑞一開始不無憂慮，由他們扮演巴基斯坦人或有醜化之嫌，或在社群中招致非議，幸得來自巴基斯坦的烏都語指導力助，調整成巴基斯坦口音，功不可沒。
伊斯蘭教徒禁酒，禁止墮胎。《白》亦多次在邊界游走，但把細節捉得緊，其中被刪去的一幕描述哈山母親 Fatima 幾許掙扎，考慮服藥墮胎，但決定不 — 這段最終因不影響故事完整度，拍了也未有剪入成片；連片中的南亞幫在回收廠飲酒，他也解釋當中設定上有其他族群，例如印度人、埃及人，並非全部是穆斯林。片場，攝製隊亦時時照顧演員們的飲食及衣著需要，附近有清真食品，就會提早預訂。
「我自己印象好深刻係喺香港，作為伊斯蘭教徒，要實踐你的生活模式係好困難。」正式開拍前，劉國瑞曾找來約十多個少數族裔小演員，與林諾一起上表演訓練。每逢放飯，小朋友都蜂擁去麥當勞買魚柳包，只因那是麥當勞餐牌上唯一獲清真認證的食物，也是對回教徒而言，最易取得、最安全的選擇，小朋友沒有抱怨，導演反而想：「係咪真係冇其他選擇？當然呢個唔係我一個人（要）改變，係成個社會。」
流徒：現實與虛構的經驗
組成《白》的主要團隊時，劉國瑞有意識挑選擁有遷移經驗的成員：監製鄭保瑞是澳門人，小時移居香港；攝影師梁永佳在美國唸書；法籍剪接師馬修在中國為名導賈彰柯工作多年；配樂則是《幻愛》的陳玉彬、林鈞暉負責，後者也曾在美留學……「我們對香港，都不是純粹香港人咁睇。」團隊合力以異鄉人的視角，說香港異鄉人的故事，與香港人眼中的香港，有一段距離，「可以理解嗰種人在異鄉比較無助的情感，更捉到戲入面的一種核心。」鏡頭語言、色調、配樂細節等營造獨特風格，用手搖鏡更顯真實，又在配樂上採用減法，劉國瑞舉例，他會要求把原有十層聲音的配樂去蕪存菁，剝剩兩三層 — 文化的多重宇宙中，那種空落落的極簡風格（minimalism），反而更加突顯難民的孤寂感。
難民被迫隨邊界流動，普通人移居，尚有選擇的餘地。劉國瑞選擇來港，甚至有過去美國唸電影的機會，最終又放棄，「我同難民唔同，佢嚟咗呢度，一定要等，一定要完成審批，即係佢冇乜選擇。」
對他而言，身份是多重的，歸屬感也是多重的。「歸屬感可以好 exclusive，只可以係一種，但對於我嚟講，是 inclusive，或者對於我嚟講，所有 border 都係暫時嘅。」這一點，包括國族的邊界。2019 年前，他為港台拍攝外判紀錄片《海上的吉普賽人》，追訪世代居於蘇六海的海上游牧民族海巴瑤族。一千多年來，海巴瑤族逐水而居，捕魚為生，在現代的國界出現後，卻被迫劃分成馬來西亞、菲律賓和印尼人，甚或不被接納，成為無國籍者。「所以你點樣定義自己做咩人？對我來說，我哋而家所有框架都係現代的，而邊個可以保證這些國家同埋邊界，幾十年後會唔會改變呢？」
《白》在事實面上接近真實 — 尋求庇護者在制度上中陷入多重弱勢，被警方針對，被視為「假難民」，這一點毋容置疑。然而《白》始終是劇情片，游走於現實與虛構的界線之間。「（難民）撞車死有冇發生過，會唔會發生呢？有冇一個真實的 case呢？咁就冇嘅，如果你話（難民）運毒、追捕有冇發生過呢？有發生過的，（難民）搶槍有冇發生過呢？據我所知係冇，係擺咗一個 fictional context 去 present。」
「我從來都唔 define 佢（《白》）係一個為 asylum seeker（尋求庇護者）發聲的一套戲，而係一個父子感情的公路電影，但係有一個現代的 asylum seeker context。」
歸屬：做個流動的地球人
若果非要找一個社群，一份歸屬感，劉國瑞會說是來自拍紀錄片的圈子。十年間，劉國瑞一步步走向影像創作的路上，曾在采風電影的紀錄片大師班訓練營，認識了一班同樣拍紀錄片、非科班出身的影像人，當中包括《正義迴廊》編劇葉偉平、2015 年曾入圍金馬獎最佳紀錄片的陳巧真，以及拍攝《憂鬱之島》的陳梓桓 — 二人結緣十年，劉國瑞曾為陳梓恒的偽紀錄片《作為雨水：表象與意志》擔任編劇，而陳梓桓亦為《海上的吉普賽人》負責收音。近年香港電影圈子中出現新氣象，他為此鼓舞，也多次出席新導演聯合謝票場，但要像《正義迴廊》票房破四千萬，他也不強求。
本周《白日青春》終於上映，「我係個幾隨緣的人，套戲都係有佢條命，都冇乜期望……由一開始寫劇本冇乜期望，不覺得會拍出來，不覺得搵到錢，不覺得可以搵到合適的演員，不覺得會去影展，不覺得會攞獎，但次次佢發生就發生。」劉國瑞寧可隨緣，反而少一點壓力，少一點過份用力、過份渴求成功的迫切感，「就算而家你問我係咪一個電影導演，我覺得都唔係。」
下一部長片，劉國瑞計劃回到馬來西亞拍攝。漂泊多年，父親在七年前中風，疫情前他一年回去五六次探望，他也多年沒有在當地生活，或者是時候把故鄉的情感拍攝出來。「香港是一個好開放的城市，你來很容易，你走都好容易，所以對我而言，沒有太大的牽掛。」雖然劉國瑞已成家立室，太太是香港人，但身為電影人，他的工作是流動的，甚至更願意定義自己為「地球人」。「我的離開，同其他香港人的『走』唔同，始終我個根唔喺度……哲學層次上，呢度唔會係我最後一道防線嘛。」他已將對香港的大部份愛恨情仇貫注入作品中，離開與否，至少尚能確認，他的人生與香港的關係會保持「現在進行式」，「不會 close（緊密）到，呢個地方不停變緊。」
文／張子月
攝／HLK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