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不赦之罪》電影故事圍繞一個基督徒家庭。由黃秋生飾演的牧師，一家因女兒被強姦後自殺遭逢巨變，幾年後強暴女兒的少年犯刑滿出獄，還加入了教會，牧師在信仰規條與復仇人性之間徘徊掙扎。
雙導演林善、譚善揚都承認，這可能是兩面不討好的電影 — 信徒未必認同戲中對宗教的反思，非信徒或覺得事不關己。前幾年團隊找投資時，有人就擔心宗教主題令票房「瀨嘢」，遂提議放棄拍牧師，改以社工、教師任主角。他倆只想堅持：「這個戲是講寬恕，（主角）不是牧師就沒意思了。」
來自台下的詰問
《不赦之罪》劇本來自譚善揚，寫作時他只有 22 歲，於演藝學院主修編劇，需要創作一份一個半小時的劇本作畢業功課。當其他同學為寫什麼而費熬思量，他很快敲定以宗教為題，寫一個牧師，如何面對曾強暴自己女兒的少年犯。
以此為題，因為譚善揚自小是基督徒，3 歲起去教會，至今仍會返，「除非有時瞓唔醒。」這些年來，他對信仰有諸多思考，在教會圈子甚少認真討論，反而選擇在創作中提問。構思劇本時，正值他形容為「香港社會充滿憤怒」的一年，有次如常出席崇拜，聽到牧師引用聖經訓勉「愛你的仇敵」，譚善揚心裡生疑：「究竟怎樣愛你的仇敵呢？」望著台上牧師振振有詞，台下少年腦袋高速轉動，將情況設想到最極端：「如果是牧師你個女被性侵，你又能否寬恕嗰個強姦犯？」
近年香港環境急劇變化，教會也是社會的縮影，矛盾當然少不免。調查顯示，2019 到 2024 這五年間，到教會參與崇拜的青少年人數大減近三成。譚智揚則坦言，近年在教會有過失望和衝擊的時刻，但沒有選擇離開，反而把怒氣化為寫作動力，倒化解了一些壞情緒，「離開可能太容易了，我反而想留低…睇下搞乜嘢。」
導演陳詠燊是譚善揚在演藝的編劇老師，收到其畢業劇本初稿，已發現戲劇矛盾很大，有發展空間，想找方法幫它變成電影，但見學生年紀尚輕，未必能獨自執導，遂先邀請曾以宗教題材創作短片的林善加入，再找相熟監製商量，看看怎樣找到門路，拍成電影。老師積極拉線，倒是學生沒大把握，「我其實唔信會 sell 到……」譚善揚說：「唔係唔信他（陳詠燊）的人脈，而是唔信自己的劇本會好到佢 sell 到。」
從演藝畢業，他甚至沒想過要正式入行做電影。「電影業對我而言是個 mystery，根本不知道點入行。」作為基督徒的他，當時反而打算做全職宣教士，到東南亞國家傳福音，「因為我對信仰好 devoted，既然電影呢邊冇路行，不如去做傳教士啦！」
牧師之子專拍宗教？
除了福音電影，香港影圈以宗教為題創作的人從來不多，林善是異數。
他比譚善揚年長三歲，同樣演藝學院主修編劇畢業，自言不是天馬行空的鬼才，創作時往往依賴個人經歷和體驗，「搵一樣我很有感受，亦可以寫成戲劇的養份。」有趣的是，每次從腦海浮現的，都是宗教主題。原因無它，林善是牧師之子，自小耳濡目染，直至高中才漸漸遠離教會，有段日子雖然激進地質疑教義，但多少反映他對這些討論的著緊，「宗教跟我的成長和生命，有密切關係。」
創作自然以此為題，這些年，林善兩度入圍鮮浪潮，拍的短片不約而同探討宗教與人性之間的衝突 —《終》（2017）寫「不可殺人」的神職人員陷入應否為臨終親人拔喉紓痛的兩難；《詩恩》（2020）描寫牧師與少女不倫，質疑對方將人性罪孽包裝成神的旨意。
拍了兩次，他其實開始抗拒重覆。「親戚朋友都開始話，你又拍牧師？又拍教會？駛唔駛呀？有無其他嘢呀？好悶喎。」林善笑說，「我都覺得，創作應該擴闊興趣、視野，要諗下其他嘢。」怎知陳詠燊跟譚善揚捧著《不赦之罪》劇本找上門，林善一讀故事，已覺得這根本就是自己所關注的題目，甚至是一直思考、想寫又寫不出的東西，「完全沒有理由拒絕。」
但即使埋了班，這份劇本要變成大銀幕上放映的電影，還有無比漫長的路。宗教題材本質小眾，林善記得監製廖婉虹曾分享，「以往香港電影，拍親牧師做主角的電影，票房都是『瀨嘢』的。」尋找投資的過程中，有人提議過將牧師角色改成社工、教師等職業，「但我們覺得需要是牧師才成戲……即使有人說這題材是難搞、偏門，我們都想堅持。」
直至疫情期間，電影工業蕭條，古天樂任會長的香港電影工作者總會推行「總會拍電影」計劃，公開招募劇本，由總會投資開拍，林善和譚善揚憑《不赦之罪》於 40 多份參賽劇本中脫穎而出，成為首季兩個優勝單位之一。得知入選，譚善揚很是驚訝：「我們只是報吓的心態，點知話中了，我係『O 晒嘴』，覺得古生（古天樂）真的很大膽，第一個 project 整一個咁嘅題材。」
由批判偽善到理解人性
堅持要拍牧師，因為故事的主題是寬恕。復仇記恨是人性，戲中牧師卻因職業身份而需要具備「神性」，神人交戰的困境在所難免。這就是戲劇的核心。
話雖如此，事實上譚善揚寫作之初，根本不相信牧師真心想寬恕仇人，遂把他描寫成偽善之徒— 人前與仇敵握手擁抱，事後入廁所打爆玻璃。《不赦之罪》初稿劇情暴烈，矛盾顯著，情緒外露，「殺嚟殺去……有一幕甚至是火燒教會。」
他的母親是虔誠信徒，當時看到兒子桌上擺著一疊劇本，忍不住翻開瞥了幾眼，震驚得要約教會牧師傾計，「我個仔係咪憎恨神啊，好似對信仰有好多危機，點算好？」譚善揚向記者複述時，林善在旁露出難以置信的表情：「真定假呀？」拍檔點頭，續道：「真㗎真㗎，佢都幾困擾。」
《不赦之罪》最終成品卻有很大出入。戲中黃秋生演繹的牧師，真心相信教義，以為自己能寬恕眼前仇敵，只是結果做不到。「跟許多人經歷傷痛後一樣，其實他很想放下，結果反而走進死胡同。」譚善揚形容，劇本改了十幾次，故事主題慢慢由批判牧師，走向探討人性，「佢遇返呢個𡃁仔，一定係覺得神想佢學習原諒對方，佢無得揀，走投無路，一定要咁做。佢已經有咁慘的經歷，我仲有咩資格批評佢？」
這種人性掙扎，不單於神職人員身上發生，一般人如你我也要面對。林善想起，最初讀這份劇本，已覺它在回應香港社會一種情緒、一些氣氛，只是故事沒寫得那麼直接。他在另一訪問還提到，近年香港有不少深層次矛盾，也有聲音叫大家放低、寬恕、向前望，他會質疑：是否這樣就可以化解仇恨？一句「寬恕啦」是否就可解決一切？
譚善揚形容，創作《不赦之罪》如同一場自我對話：我能否放下內心的傷痛？過程中他有所覺悟：「如果放低唔到一些傷痛，就唔好放低；放過自己，唔好迫自己做一些做唔到的事。」今年 27 歲的他，以往作品不乏對權力與制度的反思，至今仍然關心時事。「社會上好多不公義我不能夠原諒，到今日我仍然為好多事好憤怒，睇新聞都會覺得嬲，點解咁荒謬的事都有，點解啲人可以咁講嘢？」但憤怒以外，是否要迫自己寬恕，才能 move on？他不認為。
「『原諒』這個課題太難，我寧願放過自己，做返一個人。」
後記：如果有種福音叫電影
拍《不赦之罪》前，原來林善幾乎要放棄電影工作了。
從演藝畢業後，他演過幕前（憑《G 殺》入圍金像獎最佳新演員），做過助理編劇，但工作不怎麼穩定，只需間中開會傾故仔。前幾年碰上電影業受疫情所困，加上社會氣氛惡劣，他跟不少香港人一樣，認真思考後路。於是讀了一個香港與英國合辦的法律課程，「積極思考要轉行，諗係咪要離開香港。」後來甚至在律師樓任職法律助理，處理瑣碎的行政事務。
是直至得知劇本入圍「總會拍電影」，《不赦之罪》可以開拍，他下決心辭職，「讀法律那幾年覺得很痛苦，唔好搞我，畢到業都算了。」逐漸重新發現，自己原來只想做電影相關工作。終於成了長片導演，如今林善於香港電影資料館返全職，訪問當日要特地請假。「就算不是做創作，都想做一些起碼跟電影有點關係的事。」
工作關係，他需要埋首看舊影片，像被再次告知電影的意義。「就算你不是直接講社會問題，就算是類型片，不論套戲好壞，後來的人都一定從中看到那個年代的東西。」他說：「即使行業萎縮，電影始終是一個獨特的藝術形式，是一種文化印記，起到反映社會和時代的作用。」
另一邊廂，拍完《不赦之罪》，當日準備全職宣教的譚善揚，也打消了念頭。「做宣教士要完全 devote 去做，但我放不下做電影這件事，不如就專心做電影。」在他眼中，今時今日的香港社會，大家有太多感受無法宣洩，反而走進戲院，觀眾和作品之間會有種微妙的化學反應。「電影是一個 emotion 的 journey。現在越來越多人有情緒病，就是沒有情感抒發。電影其實都叫做給我一個出路。」我們可這樣理解譚善揚的說法：當下香港，或許有種「福音」叫電影。
文／阿果
攝／Nasha Chan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