編按:訪問於演出被取消前進行。《我們最快樂》於 10 月 18 日刊出「取消公告」指收到西九文化局書面通知,演出被取消。西九管理局其後回覆傳媒,稱近日收到不少投訴,指《我們最快樂》宣揚對抗,詆毁香港。為慎重起見,管理局認為不適合在西九場地演出該舞台劇。管理局又強調,是經徵詢文化體育及旅遊局並在獲得支持和同意下,決定取消場地租賃。
「有時我哋選擇一啲路,唔係因為嗰啲路易行啲,或者難行啲,而係因為嗰啲路比較忠於自己……」
陽光灑進 Law School 的講台,台上的 Neil 身穿 tailor-made 西裝、戴著 Patek Philippe 腕錶,全城第一個出櫃的資深大律師;那時的 Philip 還是學生、還未出櫃,他選擇記住這個美麗的畫面,選擇鼓起勇氣向家人坦白,後來他遇到戀人阿生,輾轉又偶遇 Neil。而那之後,就是《我們最快樂》的故事了。
這部舞台劇於 2022 年首演,以同性愛慾為題材,實質探討人性。劇中三位主角 Neil、Philip、阿生兜兜轉轉,在愛情、慾望、金錢、權力之間的拉扯掙扎,為了追尋快樂,人到底應該對什麼忠誠?
三年前,編劇莊梅岩(Cancer)聯同劇場導演黃龍斌,以細膩的文本和大膽的形體視覺元素碰撞出令人驚喜的火花,交出了屬於他們的答案。三年後,劇本交到另一位風格強烈的導演黃呈欣(大欣)手上,會交出怎樣的答案?

「不如找黃呈欣吧」
決定重演之初,自言「花心」怕悶的 Cancer 就提議轉換演員班底,好讓自己 refresh 一下。結果不只演員,後來連好拍檔黃龍斌也因難以兼顧教務而退席。Cancer 說:「我本來也不想做了,但監製提議,『不如找黃呈欣吧。』我又突然覺得,幾好喎。」
Cancer 最初認識大欣,是看到她作為演員的優秀演出,後來看她編導的作品,更欣賞其出眾的才華。除了編、導、演,大欣亦是「藝君子劇團」的藝術總監,以「色、性、裸、暴」為劇團的美學四大元素,作品偏鋒大膽、風格獨特,Cancer 相信,作品落在大欣手上,可以看到完全不同的版本,但興奮之餘,也有過猶豫:像大欣這種有能力自己寫出好文本的導演,會願意排演別人的文本嗎?

然而,當時令大欣遲疑不決的,卻是其他顧慮。過去專注一步步發展自己的劇團,作品規模未必很大,接觸的觀眾未必很多,而演員大多合作多年、早有默契,只期望為香港劇場提供另一種藝術風格和觀看選擇。「所以當我知道這次製作的規模等等,就會有種恐懼。」
能否處理好如此大規模的製作?能否「好 accurate、好 rational」地向神級前輩表達自己的願景?他們會認同我的方向嗎?我可以充分把握自己不夠熟悉的題材,真正了解上流階層、同志圈的生活嗎?……各種擔憂令大欣遲遲未敢接下劇本,最終她用一個理由說服了自己。
「既然現在我在做一些實驗性的、edgy 的東西,而我又咁!難!得!」這時大欣突然振作起來,提高聲量喊出這三個字,「……能以(導演)這個崗位和 Cancer 合作。所以我說服自己,不如當成是一個機會,在設備非常完善的大型實驗室裡,將我們正在建立的一些元素帶給更多觀眾,給他們一些輕微的衝擊。」


截然不同的劇場風格
雖然內心很掙扎,但其實大欣看過劇本後,很快就能理解為何團隊會「冒險」找她執導 — 劇中好些內容,近似其所屬「藝君子劇團」的美術風格,有很多類似的意象和情節。
首演迴響很好,要再講一次相同的故事,如何吸收上次製作裡的「筍位」,同時呈現出屬於黃呈欣的美學和想像世界?「其實 Tony 老師(黃龍斌)已經幫我建立了很好的根基,有些好的做法我也會保留。」只不過,在劇場風格上,大欣選擇了完全不同的方向。
「Tony 老師(黃龍斌)的方向是『由虛到實』,而我則是『由實到虛』。」所謂的「虛」,大欣嘗試舉例解釋,如首演採用的「貧窮劇場」(poor theatre)模式、比較中性的黑白灰色調,又或者一些形體劇場的元素。「例如一對情侶 after sex 的 pillow talk,過去可能用二人摔角的方式來呈現。但這次我未必會用這種抽空的元素,這類文戲我會(用)比較 steady(的形式),可能演員在床上面,然後再去演繹一些寫實的東西。」

美學上,大欣很想保留並呈現出莊梅岩筆下「那種很 luxury、很階級的東西,當中再充斥著某種 dirty、nasty 的元素」。這種看似荒誕,卻又真實得諷刺的部分,或許也呼應了劇本對人性黑暗面的探討,正如藝君子劇團所堅持的「二律背反」,世間一切矛盾卻共生、曖昧而混雜,到底光鮮亮麗的奢華背後收起了什麼?盡情狂歡過後,又剩下什麼?
對於這樣的選擇,Cancer 完全信任。「嚴格來說,她並非丟下自己的責任而 100% 去相信,而是堅守自己崗位上的專業,然後給予 100% 信任,對我說:『咁你去啦』。」大欣露出受寵若驚的表情,續打趣道:「有段時間,我甚至有點害怕這份信任,會覺得『唔好太相信我喎……吓,真係咁樣咩?』」

永遠對藝術忠誠
2022 年的首演,Cancer 在劇本尾聲提出了這樣的問題:「創作會唔會隨住時間而改變?應唔應該隨住時間而改變?」創作與時代的關係,大概是所有創作者都必須面對和思考的問題。
「會唔會隨著時間而改變?我覺得答案是『一定會的』,我們也已經改變了。」大欣毫不猶疑地回答了第一條問題,至於「應唔應該」,她沉默了好一陣子,才緩緩說道:「我會形容,我們創作的初心不應該隨著時間而改變,我們對藝術的熱愛,或者我對於藝術的忠誠,我不希望會隨著時間而有任何改變。」但現實總有很多因素,令她感到沮喪,「(有些改變)我好似無辦法逃離。」
她以一個場景為例:一位身穿黑衣的女性,手握一朵黃色水仙花,正在墳前拜祭她的亡夫。「幾年前,這是一件極度中性的事情,只不過是一個美學指標。」但現在,經歷過時代、社會的洗禮,即使創作者的初心不變,觀眾看到的、聯想到的,必然也有所轉變。「這就真的是『不可抗力』,必然會隨著時間而改變。」

如果這種改變無可避免,如何在今日香港創作下去?
二人陷入沉思許久,Cancer 首先開口,有點不以為意地說:「無喎,我簡單一點,因為我沒有劇團的負擔,自己『單拖』的話,寫到就寫,寫不到就自己摺埋囉。又或者寫了出來,做到就做,做不到就去別的地方做吧。」她苦笑道,這次重看劇本,腦內也閃過一些念頭,「會不會太敏感呢?是不是該刪掉呢?……我自己也 self-censor 了。」
「我只不過好想如實地呈現自己觀察到的東西。如果到了某天,連如實呈現都不可以,咁我咪摺埋囉。」
而對大欣來說,創作理應是一件快樂的事,但若然在藝術創作的過程中,還要不斷自我審查,消耗左腦細胞去揣摩「界線」,「那麼即使我還能創作,我也不希望是這樣的。」社會上發生很多事情,大欣固然有自己的看法,但當她想到二百年後的世界,就覺得一切其實無所謂絕對。
「二百年後的人,回望今天的我們,可能也未必會認為我所做的事情是正確的,可能會覺得我們所相信的事情很愚蠢、沒有必要,會覺得現在某些事情、某些法例反而是正確的……我不知道亦不想透過我的藝術作品去判斷誰對誰錯。」
無論社會發生什麼、時代如何變遷,大欣最在乎的,始終是「做藝術」那份初衷。她直言不希望被「醜陋的原因」影響對藝術的忠誠,同時亦不想透過作品去講「唯一一件事」,或對抗些什麼,「這樣反而被影響了⋯⋯它控制著我的藝術道路,似乎我要發表的東西只有這麼多。但其實,我原本的藝術幻想世界這、麼、大!」她突然舉起手臂,邊說邊比劃出一個大圈。

三年時間不長,今日的香港法律仍未承認同性伴侶關係;三年時間亦不短,有些劇沒有再演、有些名字必須隱去。回望首演,Cancer 用摩天輪來比喻不斷重複的歷史。
首演時,她覺得自己處於摩天輪的「最頂點」,「我們的社會好 liberal,但我感覺到是會滑落的。」所以她想透過問題,「創作會唔會、應否隨時間改變」,去提醒觀眾,「來到今日,好明顯我們已經滑落了,但滑落到哪個點呢?究竟是一點鐘還是五點鐘方向?如果過了六點,可能又有轉機呢?我真的不知道。」
「我很希望觀眾不要因為這份未知而覺得 frustrated,我覺得反而應該要留返條命、留返一份期望。其實沒有人會知道的,但我們就在這裡。」

文/蔣柏兒
攝/Nasha Chan

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