電影導演黃浩然最近很是忙碌，但他並不是趕著寫劇本和拍戲，而是忙於籌辦一個音樂會——「沒理由叫那三隊台灣組合遠道而來只唱一首歌」、「音樂會拆散會好玩點，應該會分四節，中間加入各個演員的 Q & A」、「我們現在已經 overrun（超時）了，但每個單位都不肯減少表演時間……」
事緣其八月上畫新作《全個世界都有電話》本月 22 日將先舉行一次頗別開新面的「試映場 Ｘ 音樂會」活動 — 參加者會先到戲院看電影，然後移師 Star Hall 欣賞音樂會。音樂會表演單位除了有周國賢、麗英等參與這部電影的演員，還有顏培珊、雞蛋蒸肉餅等獨立音樂單位，以至來自台灣的守夜人、靈魂沙發及溫室雜草。
音樂會陣容鼎盛，黃浩然也為了宣傳東奔西走。記者問他，以前電影頂多是出原聲配樂大碟，為什麼要搞多一件事？黃浩然說，因為這件事未有人做過，又是宣傳香港電影的新方法，而且正如拍攝《全》這部電影一樣，他還有些話想講，「底嗰浸你就自己想像。」
「呢樣嘢無人做過喎」
黃浩然前作《緣路山旮旯》票房成功，亮點之一是在配樂上選用大量本地獨立音樂，新作《全個世界都有電話》亦沿用了上次做法。
寫《緣》劇本時，黃浩然無意中聽到徐嘉浩所唱的〈Melanie〉，覺得適合電影 happy ending 的氛圍，便用作片尾曲，甚至以此命名戲中角色。新作則發掘了本地樂隊 Harbor Homme，以其歌曲〈No Turning Back〉、〈I Don’t Need You〉作為劇本主調，前者講述網絡生態已發展至無法回頭的境地，後者則刻劃那種無法擁有但難以割捨的複雜情感，「點解我們完全沒有傾過偈，但他（Harbor Homme）寫的歌我覺得是（和電影）perfect-match 嘅？」黃浩然感到神奇。
除了和本地音樂人合作，黃浩然這次的電影配樂工序還於台灣進行。事緣黃浩然為申請台北市政府的後期資助，把電影的後期製作如特技、配樂和混音搬去台灣做，並意外結識了當地著名音樂人陳建騏。傾談中認為電影風格偏現代、具城市感，適合電子樂，當即想到當地樂隊「守夜人」團長秦旭章，沒想到於香港出生的秦旭章答應後，還推介了樂隊「溫室雜草」和「靈魂沙發」，共同為電影配樂。
《緣》的配樂大受好評，隨後推出原聲大碟，可這次《全》還未上映，便舉辦音樂會，創新之餘亦帶點冒險。黃浩然稱並沒多想，只是放手一搏：「當你諗到一樣嘢，然後發覺：『喂，呢樣嘢冇人做過喎』，其實就即刻會跳咗去個『正！』字。」因為前無古人，所以一馬當先，這很黃浩然。但同樣「很黃浩然」的，還有喜歡計錢的習慣：「雖然可能性很低，但如果（音樂會）是賺錢的，那它其實很正——這種宣傳不單止不用你付錢，還可以有錢賺。」他歡迎其他獨立電影人效仿，在製作電影時提早部署配樂，或能舉辦音樂會，為一向難籌錢、難回本的獨立電影增添收入。
說黃浩然精於計算，不是新鮮事。以前作《緣》為例，他在各個訪問裡重複又重複地提及如何降低拍攝成本，《緣》僅僅拍了 12 日，可還是超支了 20 萬（原定 250 萬），至於《全》的製作成本只有 230 萬， 僅拍 10 日。對黃浩然而言，拍電影更像是一門生意，他在意成本與票房，只求穩賺不蝕。自 2014 年執導首部長片《點對點》至今，黃浩然從不找電影公司或大老闆投資，而是自行找朋友籌錢，可成績並不樂觀，執導首兩部電影均蝕本收場，他多次形容像在球場上輸 0：2，直至去年《緣》破千萬票房，才終於扳回一城。
不愛拍攝不喜後期 黃浩然為何拍電影？
吊詭的是，這門吃力不討好的電影生意既不是黃浩然的夢想，也不完全是他所享受的事情。他曾在專訪中提到，覺得現場拍攝很辛苦很大壓力，自己並不享受；後期製作他也不喜歡，因為很怕剪接時在同一個位置反覆雕琢。可看著眼前的他仍對拍電影興致勃勃，不禁好奇其堅持的原因，「我相信所有做創作的（人）都一樣，你在生活裡有感而發，你就有嘢想講。」
這次《全個世界都有電話》，顧名思義，黃浩然想說一個有關手提電話的故事。故事靈感源自其親身經歷，包括家住長洲但忘帶手機外出、朋友手機遭駭客入侵卻因此與騙徒暢談一整天等。第一版劇本完成，監製鍾宏杰看過後認為故事若只訴說手提電話（表層）並不足夠，還要有更深一層的涵義。黃浩然如法炮製多一層，名為「25」。
電影中，三名主角在 1997 年香港回歸之時中學畢業，像埋下時間膠囊般把對未來的憧憬透過 SMS 互傳，相約 25 年後，也就是 2022 年聚首揭曉當初訊息。電影拍攝時適逢回歸廿五年，主角赴約期間，走過的街道上佈滿政府慶祝回歸的宣傳橫額，成為另類風景。
於是「25」既代表了角色成年後對青春的回顧，也還有更深一層的涵義，就如黃浩然填詞的電影主題曲《25》，歌詞中寫道「凝望那天 承諾從未兌現 再過多廿五 回望這天」、「改建 回憶起這浸味 故居不拆遷」、「改變 無必要再避忌 各走出兩邊」，字裡行間似乎另有所指。黃浩然訪問裡自然沒有具體言明，僅稱「底嗰浸你就自己想像。」他只期望當電影最後一幕完，主題曲響起，低沉緩慢的旋律配合歌詞，能令觀眾細細咀嚼「25」的涵義。
不少評論都指出，黃浩然過往作品，每部都有意回應時下的香港，如《點對點》（2014）「連起中港關係與警民矛盾」，《逆向誘拐》（2016）「談世代之爭，回溯雨傘革命」，《緣路山旮旯》（2022）甚至被視為「後 2019 年一部想為時代把脈的戲」。在單純訴說故事以外，黃浩然總愛在電影中隱藏著些訊息、探討著些議題，在他看來，這樣的創作是矛盾且存有張力的：
「我當然不想我們香港是這樣（創作），但是你反過來看，其實時代愈衰，作為創作人就愈多材料；太平盛世時，創作就只是花天酒地，像唐詩末期那般華麗、頹廢。」
周國賢：香港美麗事物，好像都沒了
25 年前的周國賢，又是甚麼模樣？
1997 年他剛好 18 歲，與戲中飾演設計師鍾哲的角色年紀相仿，走過相同的時代、經歷過同樣的轉變。其時他剛擁有人生第一部手提電話，結識第一任女朋友，亦剛剛開始組建自己的樂隊，未來看似有無限可能，少年周國賢卻總幻想自己 27 歲前就會死去。
「因為我鍾意 Kurt Cobain，他那一堆（搖滾歌手）全部都是 27 歲就好早死（被稱為 The 27 Club），所以我也覺得自己會早死。」當時的周國賢只想著一件事：「我 27 歲前要做定很多事情、寫很多歌。」
戲中年少的鍾哲埋下時間膠囊，立志 25 年後繼續畫畫，輾轉間成為設計師；現實中的周國賢亦一如少年時代所願，在音樂路上大步走，走著走著，已屆中年。25 年前不懂想將來，25 年後的今日又如何？他說，尤其希望將來能做多些與保育相關的事情。今年三月他赴英開演唱會，當時所見之物皆令他重拾兒時感覺。
「雙層巴士那種形狀是我童年時的模樣，哇個郵筒，我直程想攬住個郵筒，我（在香港）沒見過紅色黑色的，好親切呀個感覺。」周國賢說著還伸手作擁抱狀，像個孩子一樣。
說起舊式建築，他顯得特別興奮，還主動打開話匣子，訴說他有多掛念啟德機場，掛念機場地上那些黑膠、那些藍藍綠綠一條條的橫線、那些茶色的玻璃、昏黃的燈光。想起過去，就慨嘆現在，「靚的東西冇哂咁嘅…？」他不禁低聲反問，「所以有些事真的要記錄下來，無論用任何方式。」
事實上，周國賢一直用音樂記錄社會變遷。例如早前在英國演唱會，他演唱由黃偉文填詞的〈今生不回家〉，歌詞講述即將遠走他鄉的香港人，在收拾行裝時感嘆「真不想失去這地那熱荳漿 熱麵包 或這街坊唱片舖」，歌中周國賢唱出對故土熟悉之物的留戀，若深思一層，這種留戀或許就像他現時的感覺。
而〈今生不回家〉中刻劃的移民心態同樣在電影中有所著墨，「25 年前移民嘅係你， 25 年後移民嘅又係你。」戲中三名主角重聚時，周國賢就對老友陳湛文打趣道。現實中，周國賢的經歷卻更像是那名老友。1993 年移民紐西蘭，後留學日本，至 2002 年才回港，後又在韓國、加拿大住過一段日子。可離港多次的他近年來卻變成看著人走的那個，周國賢收起笑容，表示「我明」；而對於自己會否再離開，他笑言：「我 100% 肯定我走咗都會回來。」
文／蘇哈妮
攝／Nasha Chan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