外界對鄭保瑞有許多既定印象，例如「把演員推向極限的導演」 — 劉雅瑟說過，拍鄭保瑞執導的《智齒》時，需要長期埋在垃圾堆，與老鼠蟑螂為伍，情緒幾近崩潰；今年金像獎頒獎禮上，郭富城宣布最佳導演獎得主時，不忘這樣介紹鄭保瑞：「佢真係好識折磨人。」
鄭保瑞作品給觀眾印象也很一致：由 1999 年首次編導《第一百日》，到風格成形的《狗咬狗》，以至近年《智齒》，都以暗黑、偏鋒、暴力見稱，角色往往在深淵掙扎求存，結局大多悲觀壓抑，有時殘酷得令人不忍卒睹。
如此也難怪，2021 年當他接手拍《九龍城寨之圍城》時，連原著小說作者余兒也擔憂：「我的故事比較陽光熱血，但阿瑞風格比較 dark，甚至好少在海報見到佢啲角色有笑容，擔心跟原著調子有很大分別。」
三年後電影即將上畫，不少看過優先場的觀眾既大讚，許久沒看過這種拳拳到肉、充滿陽剛味的典型港產動作片，但同時驚訝，電影調子竟然出奇地溫暖 — 跟鄭保瑞以往作品，幾近相反。
新科金像獎最佳導演為何拍出不一樣的《九龍城寨》？我們由一本書談起。
籌備了八年的電影
訪問約在鄭保瑞的工作室進行，整面牆身放滿導演珍藏的書本和 DVD，其中一本厚厚的、黑色封面，書名叫 City of Darkness: Life in Kowloon Walled City，頁邊貼滿已褪色的便條紙，顯然已翻過無數遍。
「呢本係初版，啲相印得最靚。」鄭保瑞笑著介紹。
九龍城寨 1993 年拆卸，同年加拿大攝影師 Greg Girard 與英國建築師 Ian Lambot 出版 City of Darkness 一書，把城寨最後歲月的庶民、場景，統統記錄、定格。鄭保瑞九十年代已買了書，當然不是因為知道廿幾年後會拍九龍城寨的故事，而是對香港舊事物，他向來依戀。「別人覺得好舊、好爛的東西，對我來說，是它經歷過時代才變成咁。所以那不是破爛，而是歷史。」
像他拍《智齒》（2021），原著故事發生於一座南方城市，為抽離背景，鄭保瑞拍攝時刻意抹去屬於香港的景物，卻又選擇於即將拆卸的觀塘裕民坊拍攝結局一幕，「我在觀塘住、返工十年，成日經過裕民坊，知道佢就拆。」申請和拍攝過程都艱鉅非常，他卻偏執地記錄這些香港舊風景。「無辦法，我哋做電影做唔到啲乜，咪試下拍低囉。」
鄭保瑞以往多次強調，不懂拍中環、上流生活，只能說底層草根的故事，由他拍九龍城寨的後巷、天台、黑幫毆鬥，似乎適合不過。豈料當事人初次聽見計劃，卻一口拒絕。「覺得好難，要好有決心去重新塑造呢個城寨，幾天荒夜譚」；又怕原著限制電影發揮空間，「我有無呢個決心、衝動去重新塑造呢個故事？最初真係冇。」
《九龍城寨》為 2009 年余兒所著小說，後改編成薄裝 132 期漫畫，廣為人知。2016 年電影公司與余兒簽約，開記者會表示會改編成電影，但由宣布到電影真正上畫，竟花了足足八年。余兒回憶，單是製作方處理劇本、導演事宜，就來來回來了許多遍，好像怎也構思不到大家滿意的版本。要在畫面上重現拆卸多年的九龍城寨，也是大挑戰，是以圈中不少導演（當然包括鄭保瑞）都接觸過這個項目，但最後都未有接拍。
那幾年，余兒不知懷疑過多少次，電影是否要告吹了：「我都估到改編做電影呢件事會難，但過程好似比想像中更艱難。」
分工合作，組一座移動都市
原本，鄭保瑞對九龍城寨所知不多。
他生於澳門，1983 年與父母兄姊一同移居來港，於旺角一帶成長，童年未曾跨區踏足九龍城寨，但對它的印象依然負面。像有次他姐姐在巴士撞崩門牙，被母親帶去城寨睇牙醫，一進去姐姐就怕得嚷著要走，少年鄭保瑞只覺好奇：「聽佢講，原來係咁恐怖？」
也難怪，畢竟在普羅香港人眼中，九龍城寨從來都是三不管的罪惡之城。這種聯想見於多年來的影視作品 — 由早期的《香城浪子》(1982)、《省港奇兵》(1984) ，到較近期的《三不管》(2008)，大多將此地形容為黃賭毒溫床，好像一踏進去，就會看到癮君子在追龍，甚至碰上黑幫的刀光劍影。
這就是九龍城寨的全部嗎？事隔數年，鄭保瑞再次接到電影公司邀請拍《九龍城寨》，這次他想先找一下答案。
於是約一些住過城寨的朋友傾談，聽到不一樣的故事。像住過裡面的林家棟說，小時候城寨治安不算壞，他會獨自落街替阿媽買米，甚至跟黑社會打交道。熱心的他還替鄭保瑞聯絡以前做黑社會的街坊閒聊，對方形容，八十年代香港經濟起飛，加上廉政公署已成立，黑社會在城寨已不太混得下去，只能「出城」到尖沙咀，以賣相機劏遊客搵食；裡面還有人賣白粉，卻已是少數，更多的是真正在生活的平民百姓。
那本貼滿便條紙的 City of Darkness，也成了靈感來源。書中訪問許多九龍城寨平民，記載當年的庶民生活，鄭保瑞邊揭書邊說：「呢本書我最鍾意睇嘅，係啲小人物的故事 — 原來鐵打師傅係咁樣諗，原來師傅咁樣『un』麵…」
曾經對拍九龍城寨沒甚麼興趣的他，終於找到一份衝動，所以正式接下案子，成了《九龍城寨之圍城》導演。
眼前難題要馬上解決：九龍城寨早於 1993 年拆卸，三十年後如何營造那個世界？
監製莊澄說過，原本劇組已在內地找到很合適的場景，但因疫情所限，只能留港。起初鄭保瑞和美術總監麥國強都很擔心，「搭景唔會預由零開始，有時如果有舊樓可以用佢條走廊，可以在上面再加啲嘢，香港以前會有些已收購但未發展的大廈，可用來拍戲，但呢十年八載好少。」而且按他的構思，全片要有八成時間在「城寨」拍攝，結局那場打戲甚至要由樓下打上天台，「要自己由零開始搭景，一磚一瓦咁造，有幾大可能呢？」
鄭保瑞形容，香港已許多年沒做過大規模的電影置景，「錢的問題，一有大置景就返大陸做，香港好多人手已轉行，或者老了，今次要聚集返班手足。」《九龍城寨》有多達 80 個場景，資源上當然不容許「興建」整座城寨，團隊於是頂硬上，把搭景「模組化」，連牆身也做了十幾幅，全部裝上滾輪，像砌 Lego 般組裝拼湊，而每次轉景都是大工程，「好似移動都市，真係移動都市……成個天台搬出去，不停變化。」
九龍城寨出名多電線、水管，搭景也還原這一點。鄭保瑞有次問道具師傅究竟搭了多少條喉，對方大笑：「攞『條』計嘅咩？數以噸計呀！」又有時牆剛起好，泥還未乾透，馬上就有人負責敲爛，營造殘舊的年代感。分工合作，千錘百煉，才建起了一座亂中有序的「九龍城寨」。
留在香港拍《城寨》，鄭保瑞回想，有危也有機，「係損失咗一些結構上的東西，我們也辛苦啲，但臨時演員、幕後工作的，全部都是香港人，電影裡面香港浸味就再濃啲。」
是城寨故事，也是香港故事
要營造城寨的世界，像真的建築佈景以外，還要有人物。
《九龍城寨》原著角色都是黑幫人物，電影繼承這些角色背景，但鄭保瑞跟演員強調，「雖然你們是黑社會，但這部戲唔係拍緊黑社會的故事。你們的身份只剛好是黑社會，這是『城寨人』的故事。」
在他眼中，主角以外，小人物才是城寨的重要構成元素。為了拍好城寨裡的『人』，劇組請來真正的鞋匠、製糖、造麵師傅，指導戲中飾演城寨街坊的臨時演員，「拍一班姐姐整糕點的 shot，都拍咗兩個鐘。要畀時間佢哋，因為你要佢哋熟，不停做，不停做，才會有質感。」
他還特地攝下一眾老師傅的手藝。「啲手勢無得呃，真就係真，同埋好多人無見過。如果真係仲有呢啲鋪頭，仲有呢啲師傅，我們有能力搵到的，咪拍囉。喺畫面可以留得低。」
城寨街景拆掉前一晚，他又靈光一閃，請攝影師把所有場景，連同裡面招牌、標語等一切細節，統統以空鏡記錄，最後還連同老師傅的工藝片段，一同放在片尾播放。
這根本就是影像版的《City of Darkness》。「有班咁嘅人，才有城寨呢個地方。我希望呢種氛圍可以籠罩住整部電影。」
電影要有質感，除了有人，還要有背後的時代。
原著時空設定於 1988 年，即港英政府宣布拆卸城寨的一年後；至於從小說改編的港漫，則因角色造型的考量，刻意把時空抽離。到鄭保瑞接手電影版，經過一輪研究，他和編劇歐健兒決定把故事設置於 1984 年，電影裡甚至加插中英簽訂聯合聲明的歷史畫面 — 只因九龍城寨的存在價值，本因兩國角力而生；當中英就香港前途達成協議，城寨的政治價值也隨之消殆。
「呢筆聯合聲明，既決定了香港命運，亦是城寨歷史任務完結的一刻。」鄭保瑞道。
原著小說裡，主角陳洛軍一角因逃命而被迫躲入城寨，電影版改動最大的，是為這角色（由林峯飾演）增添了一個難民身份，當他走入城寨，與戰友不打不相識，逐漸獲得歸屬感，甚至以「城寨人」自居時，1984 年中英聯合聲明卻如當頭棒喝，注定他無法以此為家，只能擁抱未知將來的命運。
電影訴說的，既是城寨故事，某程度上也是香港故事。
「香港從來都由大量移民所構成…我想將林峯呢個角色同香港人命運，扣在一起 — 好似剛剛搵到地方可以落腳，我話畀你聽呢個地方無架喇，但無之後又點呢？到最後他又為了呢個將會失去的地方而努力…」
鄭保瑞一臉認真：「呢種力量，我自己好鍾意。」
片尾還出乎意料地響起岑寧兒的〈風的形狀〉，鄭保瑞形容，身邊不少人都對他採用這首歌有所保留，「係咪應該揀首再舊啲？例如林子祥？」他卻說，2021 年創作這部電影，尤其寫林峯一角時，自己反覆聽著這首歌，「歌詞 go with the flow 的訊息好好，用豁達方法去擁抱變化，由佢吹啦，唔好強求，佢會吹你去一個地方，咪停低囉，攞本 passport 出來囉，做嘢囉，有錢又去第二度囉，我覺得好似林峯的角色。」
把 2021 年面世的廣東歌，套進八十年代的城寨故事，觀眾難免浮想聯翩，鄭保瑞倒沒半點猶豫：「我唔係要你感受個年代，我要你感受成個精神：有啲嘢變，但有啲嘢你唔會變，生命唔好強求。呢個係〈風的形狀〉告訴我的，或者香港人的態度就係咁。」
「有啲嘢我們無法強求，當然曾經努力過，但努力後都無，咪諗方法行落去囉。」
堅持香港電影的稜角
兩星期前的香港電影金像獎頒獎禮，鄭保瑞憑《命案》首次獲得最佳導演。他捧著獎座鄭重地說：「多謝孕育我成長嘅香港電影，香港電影，加油！」
香港電影確實孕育他成長。鄭保瑞 19 歲進入電影圈，先是做場記，其後跟隨林嶺東、劉偉強、葉偉信、杜琪峯等擔任副導演，經過多年磨練，如今已是香港中生代導演的中流砥柱。
多年來，鄭保瑞作品以「暗黑暴力美學」見稱，主調悲觀。這種不走主流的偏鋒風格，成了許多人對他的最大印象，甚至是影迷喜歡其作品的原因。像去年他獲香港國際電影節選為「焦點影人」，官方便引用美國電影學者 David Bordwell 對港產片的評價「盡皆過火，盡是癲狂」來介紹鄭保瑞；曾跟他共事的導演陳詠燊在講座中還形容：「你的電影通常都是票房觸礁，但事後又成為影迷經典。」
出奇地，《九龍城寨》跟鄭保瑞以往作品大為不同。它雖然也有大量武打、暴力的戲份，但整齣戲的走向與調子，明顯更加溫柔。
鄭保瑞大笑回應：「好多人睇完都話，做咩你愈來愈撚 warm 嘅？我心諗，唉我 dark 的時候你又話我 dark，接受唔撚到……屌你老味！」他連珠砲發：「到雅俗共賞啲，又話係咪無撚咗自己呀、係咪妥協呀？屌！」
偏鋒才是自我？溫柔就代表妥協？鄭保瑞不認同這種對立區分，並強調作為創作人，根本不會理性地分析結局該是 dark 還是 warm，反之會在創作過程中盡力感受故事，從而決定最終走向。「每個作品給我的感覺都不同，便有不同的處理。我個人偏向絕望、黑暗，但做《城寨》慢慢感受到那種溫度，一切來得比較自然。」
不過連女兒都 15 歲了，鄭保瑞也坦承，踏入人生這個階段，個性或有改變。「唔出奇，年紀五十鳩幾歲係會有些轉變，但裡面的 ego 都喺度。當然經歷人生有些會磨蝕了，但我都提住自己，要有稜角，未必係好出彩，但係忠於自己先。」
十年前，鄭保瑞曾北上內地發展，拍了三集大卡士的《西遊記》，一躍成了「十億票房導演」。但拍到第三集終於按捺不住，轉念想回香港拍電影，於是才有了《智齒》、《命案》，以及首座金像獎最佳導演獎座。
他之前受訪曾言，希望能夠保持「兩條腿走路」：既繼續拍有大投資的商業類型片，也堅持稜角，做屬於香港、只有香港電影人能做的作品 — 哪怕規模較小，甚至只有本土市場。
《九龍城寨》似乎屬於前者，偏偏近日又獲康城影展認同，成為 11 年來首部入圍影展放映的香港電影。鄭保瑞期望，這只是一個開始，令遠在歐洲，以至全世界的觀眾，都能夠留意香港，以至今時今日的香港電影。
近年不少電影人都慨嘆，當亞洲各國電影陸續崛起，香港電影反而逐漸被世界忽略，以至遺忘，他有同感：「香港正經歷的，是我們被看見過，到依家大家唔望你，呢種失落係唔同的。」有時他會「阿 Q」地想：「香港係咩地方？得幾百萬人，曾經咁樣被全世界看見，已經係好唔簡單的一件事。今日韓國電影都話有政府幫忙，培養文化事業，但我們的前輩當日真係單打獨鬥，自己攞個槌、螺絲批，就係咁撬出來。」
九十年代入行的鄭保瑞，算見證過香港電影黃金年代的水尾，做副導演時甚至曾半年內開五部戲。但到他正式成為導演，遇上合拍片年代，盜版又橫行，香港電影已是另一個世界。「我都唔會怪哂個時代，我們都有做錯，離棄某些香港觀眾的諗法，開始唔捉佢哋的口味，畢竟不可能單靠香港觀眾養起這行業。」
但他慶幸，近十年首部劇情片計劃和鮮浪潮比賽，孕育了一批香港新導演。「呢班年輕人雖然有局限，無經歷過我們這種類型片，所以對身邊事物有感覺就拍身邊的，但佢哋其實好撚成熟，唔係鳩拍，真係好敢拍。」
作為前輩，鄭保瑞近年既替新導演做監製，「如果落我個名，能夠令投資者有信心，幫到件事，我會幫忙」，同時希望藉著繼續拍電影，向後來者示範香港電影在寫實小品以外的可能性：「我成日 push 大家，例如得五百萬拍動作片，我話唔係唔拍得架，諗方法啦！我夠無可能用呢舊錢做到個城寨，唔會有部戲夠錢拍的，部部都唔夠啦，唔撚理啦！」
後記：絕境中，唞啖氣
電影上畫前，鄭保瑞跟團隊就宣傳海報上的口號費煞思量。甚麼「拳拳到肉」都想過了，卻好像總有更適合的 — 直至有人提議用「離不開 留不低」這六個字。
「這是我拍完這部戲，對城寨的最大感覺。」鄭保瑞馬上採用。
創作時，他和歐健兒把城寨定為一個能夠讓人在絕境中唞啖氣的地方。「如果你在出面租到樓，生活得好好，做乜鳩會住城寨？梗係搞唔掂先至搬入去。大家唔會覺得呢個係天堂，而是中轉站，都係想走架咋。」但這個髒亂的空間，以至裡面無數無牌工場，又為低下階層造就謀生機會，以至讓他們稍作喘息，「呢個就係城寨的功能，它賦予呢班人的溫度。」
城寨已成歷史，記者問鄭保瑞，如今香港又有沒有讓人在絕境中唞啖氣的空間？
「絕境肯定係……」鄭保瑞苦笑，想了幾秒續道：「呢度生活已經好辛苦，地價高、物價高，經濟不好，好多其他的問題。要搵一個唞氣地方，都唔係無嘅，所以點解假日最旺的地方唔係尖沙咀，而係西貢、大嶼山。」
近年也有不少大眾，視香港電影為自己的「唞氣位」，鄭保瑞對此很理解，還自覺創作人有種責任。
「我哋盡量畀一個空間，可能喺呢度你會忘記到一些東西，或者搵返道力，可以行落去。」
文／阿果
攝／Nasha Chan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