由第一部電影《當碧咸遇上奧雲》(2004)，到廣為大眾認識的《狂舞派》系列、《哪一天我們會飛》(2015)，再到近日上映的《看我今天怎麼說》，黃修平 20 年間拍了六部電影，數量不算多，卻在觀眾心中留下深刻印象。
他以往經常強調，拍電影必須追隨內心感覺，把握創作過程中迸發的每分微小火花。但今次拍《看我今天怎麼說》，他卻反覆提醒自己，要好好收斂、按捺內心衝動，「盡量別讓某些很激昂的東西，太過情緒化地撩到自己。」
由資料搜集到開始拍攝的過程，黃修平甚至形容，自己有如進入哲學家思考問題，或文化研究學者寫論文的狀態：「嗰種一定要用到最精確的字，在腦裡面諗到最通、捏到最盡的狀態。」
為什麼？
因為他不打算拍一部「為了手語（夢想）你可以去到幾盡」的電影。
修行的起點
《看我今天怎麼說》上映至今剛好一星期，錄得近五百萬元票房。不少觀眾都對戲中聾人用以溝通的手語產生興趣。訪問當日，黃修平在鏡頭前用左手輕輕提著眼鏡 — 導演的手語名字，正正由其標誌的「眼鏡」加上英文名 Adam 首個字母「A」組成。
起初接觸聾人題材，也是由手語開始。多年前，黃修平讀過編劇思言所寫、有關聾人潛水的一場戲 — 陽光照進海裡，聾人在水底暢泳，愉快地打著手語交流 — 畫面浪漫動人，先勾起他一點興趣。其後他再從編劇口中得知，聾人社群原來有其獨特文化，有些聾人特別強調自己的身份；這種身份認同強烈到，就算有科技令他們可以變成健聽，不少聾人也不會接受。
黃修平深受震撼，遂決定以此為題創作，但不久又猶豫：「很快就知道，其實不是每個聾人都堅持要（保留）自己的身份，應該有些聾人不這樣想。」由此路進，創作不能天馬行空，必須謹慎。「這件事有爭議性，一定要綜合地掌握整個主題。」
於是由資料搜集到開始拍攝，他用了足足五年。
「過程可以用痛苦來形容……」黃修平笑笑，「或者 positive 一點，是修行。」
平衡的藝術
是一場關乎「平衡」的修行。
決定拍聾人文化後，黃修平開始搜集資料 — 由美國一些聾人群體創作、近乎把「人工耳蝸」妖魔化的劇場作品，至二戰時期香港聾童怎樣成長的史料，都一一涉獵。翻過許多資料，也跟不少聾人交流過後，他逐漸意識到，若要在電影裡呈現這個群體的文化，最大挑戰是平衡不同光譜的觀點。
「而『平衡」，從不是我以前創作會提醒自己的關鍵詞。」
黃修平自言，向來嚮往香港電影「盡皆過火、盡是癲狂」理念，因此以往常強調，要追隨內心的火花去拍攝。例如以前拍戲，因著大學唸藝術的背景，他總對小道具、手工藝等美術元素特別著迷，以至會放任自我，恣意發揮對這方面的觸覺。
但今次意識到聾人文化議題的複雜性，他反覆提醒自己，創作上不能單純被一時情緒牽動，反之要持平，要盡量尊重、平衡不同聾人的觀點 — 沒錯，有人為此身份自豪，堅持以手語溝通，但亦有人希望植入人工耳蝸，融入主流。他不希望電影側重任何一方。
這種「平衡」、「持平」的取態，聽來跟報道新聞方式有點類似；但導演畢竟是搞創作，不是報新聞，這難道不會框住創意？黃修平眼中，限制確實存在，卻又是必要。「如果沒有限制，我講的故事可以像脫韁野馬…但我是一個聽人，不能夠感性地站在某種聾人的立場為他們發聲，不該是這樣。」
他也相信，藝術創作要有限制才有突破；要有框架，裡面才有無窮無盡的火花：「這次有很多限制，是辛苦，但我不覺得負面，理智上也知道，它不是綁手綁腳的東西。」他稍頓了一下，續道：「雖然痛苦，雖然辛苦，但它給我很清晰的 guideline，知道什麼時候要收，什麼時候放，什麼時候節制，什麼時候可以多走一點。」
「我想，我真的有一種求真的心態 — 當然那種『真』並不是代表受訪對象有一頭長頭髮，然後我塑造的角色也要是長頭髮……不是物理上的『真』，而是精神上要『真』。」
由浪漫到求真
比較黃修平歷來作品，這種轉變就更明顯。他的成名作《狂舞派》(2013) 中，一句「為了夢想，你可以去到幾盡」，當年是全城街知巷聞的 tagline 。這句對白出自戲中舞團 Rooftoppers 老大 Stormy，他說完這句話，隨即在因傷要坐輪椅的主角阿花（顏卓靈飾）面前拆下義肢，咬緊牙關，躍動起舞；阿花深受鼓舞，於是才有了戲中最後一幕：撐著拐杖，與同伴在舞台上使出渾身解數，最後奮身一躍，完成演出。
為了夢想，戲中的年輕人通通去到好盡，「那是一種不需要修飾的浪漫。」他回想。「但現在時代不同、心態不同，我無可能用那個心境來拍戲了。」
記者好奇問黃修平，如果由《狂舞派》時期的他，拍聾人題材，究竟又會發生什麼事？
他馬上答，昔日他可能只因想像到聾人潛水的畫面優美浪漫，便決定拍攝；而拍出來的作品，也很可能因導演本人的喜好，聚焦於單一聾人（如戲中子信）堅持打手語、爭取自己未來的故事。
「即係『為了手語， 你可以去到幾盡！』」他笑一笑，「但咁就死喇。」因為會跟現實不符。「但現在這齣戲不是這樣，裡面的衝突，角色不同的選擇，才是它的核心。」
《看我》講述三位聾人青年，因不同人生取向而走過迥異的成長歷程。子信（游學修飾）自小以聾人身份為榮，用手語活出自信；聽力相對較好的 Alan（吳祉昊飾）長大後既繼續懂得打手語，亦植入人工耳蝸，因口語能力較佳而融入健聽社會；素恩（鍾雪瑩飾）亦植入人工耳蝸，自幼在母親教育下艱難學習口語，起初努力融入「正常」生活，但隨劇情推進，她開始轉變 — 逐漸為手語世界著迷，最後還決定摘掉人工耳蝸，擁抱自己的聾人身份。
黃修平曾在映後談表示，聾人文化對自我身份的著重，以至對真我的追求，跟他本人的個性和創作追求相當「接通」，然而他在訪問中又反覆強調，素恩這個角色的走向，並非導演單純自我判斷而決定，反而是因為做了許多 research，得知不少活生生的人物，都走過類似的人生軌跡。
其中一個原型人物是聾人教師李菁 — 她一歲半時因發高燒導致耳聾，成長時被安排在主流學校讀書，因聰明又努力，會考成績優異，於香港教育制度階梯一路往上爬，但到大學畢業後求職，卻因聽障受盡挫折，寄了逾二百封求職信，最後僅獲痙攣協會聘為文員，只能在主流的狹縫中求存。後來終於接觸到手語，像發現新世界，但聾人群體也不怎麼接受，李菁於是成為不幸的邊緣人 — 因口語發音不清晰，健聽人從不當她正常；另一方面，自小沒進入聾人的網絡，沒機會學手語，而遭聾人排斥。真人故事以悲劇作結，李菁於 2008 年跳樓自殺，終年 26 歲。
（關於李菁的故事，推介記者鄭美姿 2012 年的文章，訪問李菁胞姐李鸝)
要平衡，要求真，不代表黃修平在過程中沒有感覺。「那種悲情、那種嘆息，感覺很真實…每次講到呢度，都會 touch 到淚點。」
但即使情感洶湧，戲中素恩的故事，也只是黃修平想呈現的聾人其中一種人生選擇。另一主角 Alan 經過一番掙扎後，決定戴回人工耳蝸，繼續融入主流，發展自己事業，在導演眼中，這同樣值得尊重。「Alan 的路沒有很大翻滾，好像來得比較輕鬆，但我在描述上也肯定他的路線是有價值的。這就是我的理念。」
時代意義
近年坊間流行一種質疑，指太多香港電影似《獅子山下》，甚至是《鏗鏘集》，劇情平淡，說教味濃，失去了港產片原有特色。《看我今天怎麼說》以聾人文化為題，自然也會受到類似的批評。
黃修平回想，人生第一份暑期工是自薦到香港電台做節目助理，當中最享受的，就是午飯時間到港台 library 翻看《獅子山下》錄影帶，「由我認識電影以來，《獅子山下》係好嘢嚟。」因此他反而想問，當大家批評香港電影「獅子山下」化的時候，其實批評的是什麼？「（電影）有社會議題但做得不好是一回事，但不能說有社會議題就不好嘛。如果做得不好，那是怎樣的不好？例如是否利用了議題？是否探討得未夠深入而浪漫化了？因為不夠電影感？為何拍社會議題會變得不夠電影感？那麼 Ken Loach 的電影又是否有傳統的電影感？」
他認為創作人毋須因為怕被批評，就放棄把社會議題加入創作的方向。畢竟對這個年代的導演來說，介入社會就是如呼吸般自然的事。「為什麼卓亦謙、林森、何爵天都不約而同地做這件事？這一代人對電影的嚮往、想做的事，可能跟上一代的導演有些不同。為什麼我們喜歡拍這些題材？不是偶然的，它反映到一些時代的精神。」
今年 49 歲的黃修平，至今拍了六部長片，自言數量「說多不是，說少也不」，但近年隨著年紀漸長，加上時代壓力，對於自己的創作要求也愈來愈高。「有少少覺得……世道崩壞，更需要做有意義的事。」
說到底，《看我》創作過程中那些「平衡」、「求真」的要求，多少源於骨子裡的自我催迫：
「世道崩壞，原來做每一樣有意思的東西都很珍貴，不是老奉的…」黃修平語重心長，「而我是拍電影的，也相信電影是有意思的東西，所以只是想做好它。」
文／阿果
攝／Nasha Chan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