編按：意大利烏甸尼遠東電影節是歐洲最大規模的亞洲電影節，於當地及國際電影業、文化界受廣泛關注，《Wave.》派出特約記者遠赴當地，就香港電影《我們不是什麼》的放映及座談會進行採訪。
《我》近日引起巨大迴響，導演邱禮濤的學術背景，及他受訪提及「依家香港社會充斥好多好廢嘅博士…我就讀咗先嚟屌你！」也引起一些觀眾的興趣。邱禮濤曾於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完成碩士及博士學位，記者 Galileo Cheng 正好跟邱曾為碩士同學。這次電影節，他出席《我》放映及座談會，並與邱禮濤傾談敘舊，採訪成文。
邱禮濤（Herman）第八次來到意大利文化古城烏甸尼（Udine），早已記住舊城區石板街路線。這次他為自資拍攝的《我們不是什麼》而來，出席烏甸尼遠東電影節的放映。
以往跟他一同上文化研究課，Herman 總穿重金屬、Grunge 或 Punk 的樂隊 T 恤，遙想上次跟他聊電影及文研理論，已是 2017 年《失眠》上映之時。一別十年，選擇亦變。這天他穿愛爾蘭 U2 《Rattle and Hum》T 恤，我續以「滴水穿石」秉持信念。Herman 於斜陽下抽煙，新作《我們不是什麼》異常平靜壓抑，訴說香港基層被壓迫日常，社會依舊「講就 Liberal，做就 Lolanto」，苦海間主角暉仔及 Ike 選擇「攬炒」相搏。
現實間，啟德二期地盤工人危坐天台追欠薪、世紀大火主事者互相卸責、的士司機跟巴士司機互罵、街市空置多時。電視新聞總令人抑鬱，巴不得掉爆螢幕，卻擔心賠償不起…
「從劇本而言，我想讓觀眾見到對暉仔及 Ike 那種被壓迫，去探討社會那種『平庸之惡』(the banality of evil)，富裕社會的偽善（hypocrisy）。」Herman 上周日（26 日）在座談會分析，非常香港本土的情節，海外觀眾仍可有一種普世的共鳴共感：口講開明，卻沒人打算當非主流，更遑論否想社會結構。
親身再問 Herman，Threads 有聲稱同志者看罷電影，質疑同志的權益已有所進步，世界不是如斯苦困。「最奇怪有人話依家無人咁鬧人（死基佬）呀嘛，最奇怪嗰啲人真係幸福呀，都唔好踢爆佢，等佢繼續幸福啦… 嗰啲人如果認為，而家見到嘅壓迫、有啲草根階層受嘅苦難，而你認為香港社會唔係咁，即係我恭喜你啦，你真係好 Lucky 啦！」他憤慨批判，仍然有火。
夾縫中「盡做」如耕田
要在電影裡呈現香港真實，並不容易，正如香港作家也斯 30 多年前就提出「香港的故事，為什麼這麼難說？」Herman 覺得每個時代就有每個時代的困難，「最緊要唔好自怨自艾，『我依家今日就好難過』……你睇電影裏面嘅角色，佢哋喺最苦難嘅年代，佢哋點樣（捱）過去……我哋可以用佢哋嘅故事，擺落我哋嘅真實生活裏面作為參考。」
電影選用盧巧音舊作〈天佑我們〉作片尾曲，由林夕填寫的歌詞中，有一句是「隨他們如何混賬 我跟你獨自漂亮」，我倆的文研同學周思中耕田十多年，理想之餘亦以身實踐土地連結，Herman 則說拍戲也是耕田，要在當中自得其樂。
「當然我哋嘅 crew 幾十人，我諗我哋係漂亮。即係你喺香港做耕種，其實你都係夾縫裏面，追求某種生活，某種理想，咁而家我哋拍戲都係夾縫裏面做。」
「你無論係喺創作嘅自由度、經濟嘅成本嗰個壓力，就係做得幾多得幾多，好多時就係你自己……你話理想化好、浪漫化都好，你有無嗰個心要去做？」
「走棧」尋空間 不需「攬炒」
文化研究經常引用 Michel de Certeau 於 1980 年所寫的《日常生活實踐 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》，提到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，總以各種策略「走棧」，從各方面挑戰社會規範的既有體制。
Herman 的碩士及博士論文均研究中港電影審查，分析政治審查已內化成香港電影工業生態一部分，合拍片出現後尤甚。電影製作人、導演、編劇等需要在電影生產、市場及審查三方角力尋找空間。
座談會間被問及審查問題時，他坦言每人都應該「走棧」在法規空間內遊走，盡量不要自我審查，更不一定要「攬炒」，必然有其他出路。惟從他執導的《掃毒 2》、《拆彈專家 2》，到《談判專家》，「攬炒」爆炸主題卻一直驅之不散，儼如香港只剩返爆炸重來一法。
「一切僅為巧合，皆因前作圍繞爆炸的視覺效果及商業判斷先行。」
《我們不是什麼》則以 1998 年武漢巴士爆炸案為框架，拷問社會到底是否只剩下「攬炒」一途：在壓迫的體制及環境下，如何對人保有一絲關懷，避免最終集體毀滅？
「如果世界是有因果報應（Karma），對我而言是一個問題而非答案，所以『攬炒』不會是唯一出路。」
街頭日常來自生活經驗
電影每個角色均為香港街頭日常，演繹追求日常本真（authenticity），展露基層、同志、邊緣人在社會制度下，看似毫無還擊之力，不斷被壓迫至崩潰。
破開偶像身分飾演「暉仔」江𤒹生（Anson Kong），在座談會上夫子自道，沒甚麼比回到街道漫遊觀察感受日常為佳。他從小到大都與草根階層同生活：屋邨長大、在地盤餐廳工作，暑假需到家中清潔公司幫忙清潔，當舞蹈員時亦要兼職維生。
「盡量畀自己去返以前入行之前嘅狀態… 入行之前我都係一個dancer，我都係一個普通嘅香港市民。 」
「我都有接觸過一啲香港好草根嘅一面嘅狀態，所以我自己，或者觀察啲人嘅時候，我會盡量去 remind 我以前細個喺香港生活，或者我見到嘅一啲情況，或者我細個一啲工作嘅經驗究竟係點樣，原來好耐都無回想起過。咁我就喺街道嘅時候，就會用之前嘅經驗，同埋依家見到嘅人，我入咗行之後，呢個香港呢幾年究竟係變成點呢？我就用幾次嘅時間，去畀自己好好喺街道，真係睇下呢條街發生咩事。」
電影市道艱難 靜極思動尋出路
香港電影近年製作大減，Herman 提到其實並非完全「無戲開」，全球亦面對電影市場衰退。「你覺得啲老闆唔投資怕戲，但佢開到燈油火蠟畀錢喎。有時嗰啲靜極思動，而家有好多人搵我傾 － 唔代表一定開到，大家無得搞無得搞，你除非摺間公司，唔係你盤生意都要做落去。」
「唔係話容易，都係難嘅，但亦都唔係最難，亞洲金融風暴沙士都係好難。」
他在電影座談會上以歌劇作例，指其一度被電影、電視、流行樂壓縮生存空間，將自己定位為高雅文化方能生存，電影業也要思索自己定位，應對注意力缺失的觀眾。而香港電影行業，現時由演員到導演，或難以再作為一份維生的全職，需依靠其他工作支撐。犧牲睡眠及假期或然痛苦，Herman 坦白講，視拍電影即為放假，全心投入，仍然會有出路。
否想既有體制從來很難，最難還是知行合一。Herman 自道，因愛而行，仍有希望。
文、攝／Galileo Cheng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