訪問當日，恰巧是百老匯電影中心三十周年開幕禮，被選為開幕電影的《善男信女》正式在香港首映。由 2023 年寫下這個故事、2024 年贏得第八屆「首部劇情電影計劃」大專組比賽，來到 2026 年的今日，最初的意念化為文字，文字幻作光影，跨越半個地球飛往多倫多影展，再入圍金馬獎一舉拿下九項提名，如今回到香港，這段創作旅程原來已經走了這麼遠。
身為編劇和導演，楊兩全坦言，完成拍攝後其實一直有各種擔心，擔心悶場、節奏太慢，擔心無法清晰傳達信息。雖然曾憑短片《白沙堆》贏得鮮浪潮「最佳導演」，這幾年也一直創作各類劇本，但執導長片還是第一次。
當初決定寫下《善男信女》，原來要從六年前的世界說起。
故事的起點
2020年，疫情爆發，社會停擺，人們終日困在一隅之地，望不見混沌失常的盡頭。隨後幾年，疫症繼續蔓延，戰爭地震接連發生，荒謬事情在社會連番上演。楊兩全回想當時，仍然記得內心有種鬱結和憤怒，覺得世界很難、很壞，「可能不只香港人，很多人都會覺得世上有太多不公平的事情，好多好多正義不能伸張。」
在這種狀態之下，他不斷思考，「在這麼難、這麼壞的世界裡，我們應該怎樣生活下去？」當時他已經很想寫一個劇本去探討，而偏偏就在那時，他在社交平台上看到一段「街市菜檔 MMA」的 CCTV 片段，一名菜檔員工在過道整理發泡膠箱，期間箱子滑落砸中在旁買菜的男子，二人隨即發生口角，最後大打出手。
楊兩全很好奇，到底二人經歷過什麼，才會變成今天這個模樣？他們背後一定有更多問題或壓力，那些又會是什麼？幾年來的鬱結和思考，由一段網片激發出創作靈感，碰巧又臨近「首部劇情電影計劃」的報名截止日，楊兩全最後決定，「OK，我好似可以再寫一個劇本，拍攝兩個人物去表達我內心那種抑壓和憤怒。」
誰善誰惡誰正確
2023 年開始創作《善男信女》劇本，楊兩全只花了一個多月就完成了。聽起來很順利，他卻說：「其實第一個星期，我一隻字都無寫過，不斷在想第一個衝突是什麼。」因為靈感源自菜檔二人的爭執，他最初的想法只是有兩個角色，他們會在故事中段爆發一場大衝突，但二人最初為何交惡，又何以走到那一步？
後來，他想起自己也有過類似的生氣經歷。「有次買麥當勞，買了麥樂雞但竟然冇畀麥樂雞醬，就已經好嬲了。如果那天心情不好，就更加想打人。突然覺得，這麼簡單的事情好似都可以喎，就有了送錯外賣的構想。」
於是，《善男信女》的故事就由一盒乾炒牛河開始。女主角若蕾（鍾雪瑩 飾）在男主角榮吉（楊偉倫 飾）經營的茶餐廳點了一份星洲炒米，忙了一整天沒東西下肚的若蕾回到家裡，打開盒子見到的卻是乾炒牛河。她回到餐廳要求更換，榮吉卻以廚房已下班為由拒絕，二人因此交惡，開始互相報復，關係不斷惡化。
衝突愈演愈烈，積怨愈來愈深，直至某個難以忍受的地步，榮吉質問若蕾：「依個世界有好多人做嘅嘢仲壞過我，但佢哋都過得好好哋，點解你偏偏要搞我呢？」人之善惡到底有沒有衡量準則？忠奸正邪有沒有清晰界線？針鋒相對、不讓對方好過的若蕾和榮吉，導演有沒有想過要為他們注入幾多分善，同時又摻雜幾多分惡？
「其實對我來說，每個人都是善惡的混合體，都有或多或少的善惡摻雜在一起。」創作角色時，楊兩全並沒有刻意去界定好人或壞人，也不會特意去想他什麼時候善、什麼時候惡，只是單純想像這個人做某件事，他會如何 react，讓事情逐一發酵。對他來說，唯一可以肯定的是，兩個人物內心都有善，「因為他們都是會內疚的。我覺得內疚是（衡量）善惡的其中一個標準。」
捱過思緒苦苦閉塞的第一個星期，建立了兩個角色，設計了衝突的起點，往後的創作就很順利了。「那時每日都寫三千字，幾乎沒停過。」說到這裡，他興奮的語氣中隱隱摻進一絲羞赧：「這麼說可能很浪漫，但那過程就像是認識了他們兩個，愈來愈熟悉、了解他們，好似多了兩個朋友。」能夠進入這種創作狀態，對兩全來說是一件很開心的事情，「會覺得佢哋兩個識郁呀，好似見到佢哋兩個咁。」
而故事寫到最後，就連他自己也沒想到會走向現時的結局。楊兩全自言不是那種會預先構想大綱和分場的編劇，「我寫劇本時，其實並不知道結局會怎樣。」創作時，他習慣由頭寫下去，比起預先設想好故事的終點，他更傾向任由角色帶他抵達某個意料之外的境地。在他看來，《善男信女》更像是若蕾和榮吉帶著他完成的。
理想導演的模樣
劇本完成，楊兩全已經直覺想請楊偉倫（阿卵）飾演榮吉。「一直覺得他很市井、貼地，樣子有點惡，但又比較細粒，所以惡唔出樣，這種特質我覺得好『榮吉』。」至於女主角之所以由鍾雪瑩飾演，其中一個最大原因在於，「她底子裡和若蕾很相近，她能理解這個角色。」
選角時，楊兩全會請演員分享某些生活經歷，而鍾雪瑩的分享讓他看到了「若蕾」的影子：在地鐵站看到前面的男仔有不當行為，她會上前跟對方講道理；覺得反感的事情，她會直接指出讓對方知道「我唔舒服」；遇到不好的事情，她會打電話投訴。
然而去到拍攝現場，情況似乎又與想像中有點不同。在原本構想的故事世界裡，若蕾應該是更 high energy、更「巴喳」的，但拍了幾場戲之後，楊兩全發現鍾雪瑩的演繹相對偏冷一點，「是比較串、冷冷的嬲，不是太強烈的情緒。」
「一開始都驚驚哋。」擔心節奏不夠快、力量不夠強，難以營造出針鋒相對的緊張氣氛。作為新導演，怎樣與演員溝通、提出自己的顧慮，自己的決定又是否正確，這些都令楊兩全倍感壓力。相比起做導演，他坦言更擅長也更喜歡寫劇本，「因為劇本裡的關係，就只有你和角色而已；但做導演要處理很多人的關係，而人很複雜，所以比較難。」
難，是因為覺得自己未夠好，覺得可以再改善，所以如果有機會，他還是願意再試一次。「可能是種好勝吧。我心目中有個理想導演的模樣，所以會想，如果再試一次，可不可以再靠近那個理想多少少？」他一直覺得，理想的導演應該是自信勇敢、判斷力很強的人，懂得與演員溝通，享受拍攝的過程，對他們來說，拍戲是一件舒服自如的事情，平常得像喝水、寫日記，「我覺得這種狀態就會有最好的作品出現。」
幾天下來，楊兩全還是決定向鍾雪瑩提出自己的顧慮。「她大概知道我 concern 什麼，都有嘗試作出一點調整，但底子還是一樣的。」只不過慢慢拍下去，楊兩全發覺，鍾雪瑩的演繹其實有另一種 texture，自己原本的想像未必是唯一答案，「而且我覺得她作為演員，已經比我更接近角色了，所以我反而可以選擇相信她。」
有時要相信自己，有時可以相信演員，歸根到底，始終是導演的選擇。如果當初堅持原本的想像，可能就做不到現時的效果了，至少在楊兩全看來，「（兩個角色）一冷一熱、一內一外，都有一種 chemistry。」
「創作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」
早在《善男信女》誕生以前，楊兩全已寫過不少舞台劇劇本，例如今年年初為三角關係創作的《穿過沙漠另一邊的仙人掌》；2023 年作為聯合編劇，為風車草劇團寫下過《忙與盲的分離時代》。對他來說，舞台劇不單是一個熟悉的世界，更是他寫劇本的起點。
中學時，因為喜歡文學，有時會寫新詩、散文，後來加入劇社，就開始寫舞台劇劇本。而第一個令楊兩全自覺滿意的劇本，其實也是一份舞台劇劇本。
2012 年，大學二年級的楊兩全和當時的好友、現在也成為了導演的李駿碩、黃嘉祺，三人一同寫下劇本《罪犯的房間》，贏得了當年中大四院劇賽的「最佳劇本」。「那是我人生第一個滿足感很大的創作，當時觀眾的反應、與李駿碩、黃嘉祺一起創作的過程，都令我很開心很滿足。可以說，那是我往後不斷創作的一個很大的原因。」
那次之後，他開始寫短片劇本，舞台劇和影像作品摻雜著創作，一樣喜歡。雖然媒介和主題不同，身處的世界、經歷的狀態也必然相異，但創作過程中感受到的開心愉悅，卻是如此相近，也時常出現。「創作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。」他的語氣自然而堅定，沒有半點猶疑。
因為能在創作過程中與角色成為朋友？因為故事的結局總能帶來驚喜？還是因為某些困惑和鬱結，終能在創作中找到答案？
「『答案』這兩個字太偉大了……我覺得是沒有答案的，或者很難找到所謂的答案。」《善男信女》的結局或許確實能紓解某種鬱結，但說到底，「那只是一個出口、一條出路，而那條出路其實是當下的，可能兩個故事人物再發生其他問題，就行不通了。」
所以兩全覺得，相比起尋找答案，創作的幸福源自一種轉化的力量。《善男信女》裡有一幕，近乎絕望的若蕾對好友 Joey 說，自己終於明白了「悲劇」是怎麼一回事，而那句對白正正源自兩全和朋友的對話。那年，他參加劇本比賽落敗，朋友也正經歷生活上的波折，大家有點 emo 地互訴痛苦，兩全發送了這樣一條訊息：「真的可能 99% 都是運氣和際遇，但這些都是不可掌控的，所以只好將那 1% 當做 100%，這就是人生悲劇的由來。」
當時的他大概從沒想過，這段訊息後來竟會變成一句劇本台詞。這種轉化令他覺得，彷彿當時的痛苦不再只是痛苦，而是多了某種意義。「有時會覺得，就算這幾年可能好差好爛，但這幾年的好差好爛，都可以變成創作養分，然後只要我將它變成一個有意義的作品，我這幾年就沒有白過，這幾年的失敗都沒有白過。」
「創作是一種可以重新定義或賦予意義的能力，你可以重新定義很多不好的東西，這是一種很強的力量，是很幸福的事情。」
文／蔣柏兒
攝／H.H
場地／bc 百老匯電影中心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