專訪|藍奕邦、鄧小巧 兩個獨立歌手,為何仍在香港這個家唱歌?


藍奕邦與鄧小巧最近翻唱了《自知之明》,藍 18 年前初出道的一首歌。歌詞第一句是「沒有可愛面孔,不懂譁眾取寵」,像自我寫照 — 是藍奕邦,也是鄧小巧的。

兩人是來自不同年代的歌手。2004 年,26 歲的藍奕邦推出首張唱片,當時鄧小巧讀中四,正在中學課室裡憧憬著成為歌星。12 年後,曾參加大台選秀節目的她才出道,首張專輯正由當時因病淡出幕前的藍奕邦包辦全部歌詞。

年代不同,卻成為好友。藍奕邦與情緒病搏鬥多時,近年逐漸康復歸位,鄧小巧見證這個歷程;鄧小巧 2019 年贏得叱咤女歌手銀獎後心情極其低落,藍奕邦目睹她最低迷一瞬。

他倆有無數共通點。例如外表都不屬主流大眾最青睞的類型;例如都曾經或現正定居加拿大卻又視香港為家;例如都為了追求自由地唱出心聲,而脫離主流唱片公司的束縛,變為獨立歌手。

還有一個共通點 — 這天兩人受訪,為的是宣傳 11 月 12、13 日在麥花臣場館舉行的音樂會,但訪問中途,藍奕邦和鄧小巧卻不約而同地說,這次演唱會可能是最後一次了。

作為「沒有可愛面孔」的異流,他們這些年走過怎樣的路?這段路又迎來終點了嗎?

2004:我也不稀罕討好世人

故事要由 2004 年說起。

鄧小巧小時候的偶像是台灣歌手孫燕姿,看著對方沒什麼「花巧嘢」也可出道,於台上演唱,她定下夢想,要成為一個可以直率地在台上表達自我的歌手。

但正如每個曾經胸懷大志的年輕人,那個時候的她距離夢想很遙遠,事實上她對自己也沒什麼信心。直至讀中四某天,如常一邊聽收音機一邊做功課,她聽到樂壇新人藍奕邦的《自知之明》,很受觸動:「呢首歌係安慰緊我:『鄧小巧,如果你有一日不能成為一個歌手,it’s okay。』」

那時她還未知道,12 年後,到了當年藍奕邦出道的年紀,她也會成為一個樂壇新人。這是後話了。

而對 2004 年的藍奕邦來說,出道雖然是夢想成真,但實質又不完全是一件快樂的事。原因是他不被理解。藍奕邦的頭三張唱片,因為唱片公司資源短缺,音樂製作經費極少,全部曲詞幾乎都由他一手包辦,「公司完全冇理我係咩歌詞,好似唔 care 到,只要有聲就得」;資源有限,這個新人的形象沒有經過什麼高人包裝,梳頭化妝服飾全部自己搞掂,亦即沒什麼形象可言。

藍奕邦,2004(圖片來源:藍奕邦 facebook)

事實上,當時沒人看好這個樂壇新人的前途,藍奕邦就親身聽過無數質疑的聲音。「大家會覺得,你點會成功吖,你都無其他人咁靚、咁青春。你本身的條件就是你的絆腳石。」他有點不忿,「好多人覺得你要成名、成功,就要似其他人,fit in 別人的模入面。但我知我自己的特質,做唔到,也唔想做。」

於是這憤怒青年將心情化為創作,寫成《自知之明》,歌詞索性表明「我也不稀罕討好世人」。他坦承這首歌「放負元素好重」、不太討好,「(當時)電台唔喜歡的,DJ 們會覺得,你一個新人,點解唱啲歌咁怨、咁唔青春?」他又覺不被理解。「好多人唔明白後面的意思,這是我自我釋懷的方式。」也難怪,2000 年代初香港樂壇仍是偶像派當道,像他、周國賢、林一峰這些喜歡表達自我的音樂人,難免有種被「異類化」的感覺。

歌手被邊緣化,感覺或不好受,偏偏他們的作品卻能啟發一些年輕樂迷。像當時仍在讀中學的鄧小巧,就慶幸有這班未必人人接受的音樂人:「太好了,終於有這種歌手,主流入面終於有一條『線』,我可以跟住行。」2022 年的她解釋:「就好像現在的阿樹(Serrini),她的瘋癲、跳 tone,都會成為這一代人的養份。」

中學時期參加歌唱比賽的鄧小巧,終於成為歌手後,她發現音樂和舞台的威力比想像中大,但要爬要過的關口同樣比想像中大得多(圖片來源:鄧小巧 facebook)

2016:看我振作到已斷藥

2015 年某天,藍奕邦與鄧小巧在中環 PMQ 見面,這是他倆第一次坐下來詳談。

當時藍奕邦已出道十年有多,在香港樂壇的重重制度迷宮裡,愈走愈迷失。曾經「不稀罕討好世人」的躁動青年,變得愈來愈在意別人對自己的評價,緊張自己表現是否完美,甚至失去自己,只求取悅別人。到了 2014 年底,壓力爆煲,情緒病找上了他,他只能淡出幕前,停工休養。

翌年,仍在接受治療的他接到音樂人馮穎琪電話,邀請合作為未出道的新人鄧小巧寫歌。一聽到鄧小巧的名字,藍奕邦馬上答應 — 只因鄧小巧多年前曾參與 TVB 選秀節目《超級巨聲》,當時藍奕邦在評判席上已很欣賞對方。

多年後在 PMQ 見面,兩人一見如故。聽到鄧小巧正構思以「療癒」作為首張唱片的主題,藍奕邦內心像被擊中,「這也是我人生的重要一課。」於是他們開始創作。寫講失眠的《煩可寧》歌詞時,藍奕邦一日吃六七粒藥才 function 得來;開始減藥時寫《雅俗》,停藥並回加拿大休養時寫《強弱》、《荒唐》……最初他擔心根本沒可能寫到一首關於康復的歌,「因為唔覺得自己會好返」,最後還是艱難地完成《不藥而癮》。

鄧小巧記得,藍奕邦在發送歌詞成品的電郵寫道:「多謝你們邀請我參加這個 project,寫完《不藥而癒》後,我開始相信自己可能有一日會好返。」

藍奕邦現在仍肯定,為對方所填寫的這幾首詞作對他的意義:「這些歌,和當時我所經歷的東西,那種緊扣我好深刻。我的 professional career 入面…到我百年歸老,她的第一隻碟,會是我人生其中一個好重要的作品。」

他形容,自己以前的作品,如《自知之明》,字裡行間總夾雜一種「我要堅強」、「唔要衰俾你睇」的情緒。但直至為鄧小巧創作這幾首歌,他開始想通:「其實有時唔駛咁強,亦唔需要對世界太過批判,同理心好緊要。」

2016 年,兩人手持 The Strength of Weakness 合照,這是鄧小巧第一張個人專輯,亦是藍奕邦第一張包辦全碟歌詞的實體專輯。(圖:藍奕邦 facebook)

到 2017 年,藍奕邦還在鄧小巧錦田的家,住了三個月。

當時他自覺休養進度還好,開始有從加拿大回港居住的念頭,但又擔心獨居會胡思亂想,鄧小巧提議他不如來她家同住。「我成日諗,如果我有咩人生狀況,都希望有人伸出援手,畀一步我行。如果我有這樣的能力,可以給他一個腳踏的位置,歇一歇,再 move on,都是我的福氣。」

藍奕邦當時偶有自毀的念頭,鄧小巧不介意,繼續勸他過來:「我間屋周圍都透風,要燒燒唔到,又沒東西讓你(上)吊,跳又跳唔到(村屋只有三層高),來我家就最安全。」

於是「同居」了三個月,到藍奕邦慢慢適應香港生活,可以搬走了,鄧小巧仍跟他說:「出面有啲咩唔開心就隨時返娘家啦!」

此後幾年,藍奕邦的情緒狀態逐漸好轉。2019、2020 年與鄧小巧的團隊分別到芬蘭、加拿大錄歌,「前幾年去到唔熟悉的地方,面對陌生人,我會好驚恐;但這次做完又 OK,好似打贏了一個大佬。」

也難怪他現在這樣形容鄧小巧:「呢個人在我最低潮的時候出現在我生命入面,見證我一個又一個的康復大小里程碑。呢幾年同佢做的每一隻歌,或多或少都紀錄了我這八年的高山低谷。」

藍奕邦在加拿大(圖片來源:藍奕邦 facebook)

2020:不滿足很折磨

作為歌手,鄧小巧走過的路也從不平坦,上過高山,然後很快就直達低谷。

2020 年 1 月 1 日,她獲得叱咤樂壇女歌手銀獎,算是入行以來最大獎項。在預錄的頒獎禮節目中,鄧小巧說:「2019 年我學到的是,無論世界幾壞都好,都要有好好的心態繼續生活、繼續生存。」獲得獎座後,她與相識多年的許廷鏗激動擁抱,眼泛淚光。

這是她歌手事業的高峰,但如今她卻坦言,「攞完獎那日幾乎係我入行以來最失落那一日。」

鄧小巧獲 2019 年度叱咤女歌手銀獎一刻(圖:直播截圖)

失落的具體原因,她說不便言明,僅表示當時已知道自己即使拿到獎,自己所屬的唱片公司、擁有的資源其實沒辦法讓她再踏前。「當你攞到一個女歌手獎,一個正常的策略是,之後更加努力,怎樣做音樂、做宣傳,會有一系列商業上的決定,但我身邊的環境、資源,郁唔到。」失望源於曾經有希望:「我攞咗等於無攞,或者攞咗都唔等如會行得順利。」

那段時間她心情低落得誰都不想見,孤身一人去印尼旅行一個月,只想獨自思考將來的路會怎樣。「當然我預視會發生的事都發生哂,甚至仲衰,因為加埋 pandemic。」

去年她曾在社交平台形容,早在 2019 年初,已覺得音樂路上再走不下去。「這一切發生在我音樂路上外人看起來很順遂的階段。但我知道什麼在瓦解,我知道什麼已經飄離,但不知道如何整理,如何解釋。」其中一個最直接的原因,是錢。「音樂使我貧窮。這是真的,也沒有什麼我需要掩飾或者羞愧。2019 至 2021 的兩個納稅年度,我的總收入大概只有 $350,000。在這個要帶錢返工的行業,我自己如果沒有我家姐的扶持,我實在沒有辦法走下去,而我總不能讓家姐一直付出,就算她願意。」

如今她回想:「做了這一行咁耐,都儲唔到錢,唔係儲唔到大錢,而係每個月見住個戶口,『下,仲有六日先出糧』,有這樣的 moment。」

2021 年,她離開了本來的唱片公司,變為獨立歌手。「唔係舊公司對我唔好,而是在這個制度下,我生存唔到落去,兩間公司(寰亞及 Frenzi Music)同時要分成,分好多。同埋 Frenzi 始終是藝術成份好高的公司,針無兩頭利,當你好識處理藝術,就唔識處理商業。這是我離開最主要原因,也是我最痛的決定。」

鄧小巧甚至想過不再唱了。「就算你有這樣的條件,不代表你適合做歌手,亦不代表個市場要支持你的音樂決定。」這兩年她很多時間不在香港,有些人跟她說,「你走咗,梗係無人搵你唱歌啦」,她沒好氣,「我喺香港六七年都無走過,係咪一定有人搵呢?又有疑問。」

她上一次開個人演唱會是 2019 年 12 月,「上台前有個好大的聲音同我講,『鄧小巧,呢個可能係你最後一個 show』,唔知點解。」此後,她每一次演唱,都帶著同一心態:可能是最後一次了。今次與藍奕邦合作開 show,也是一樣:「可能我同你唱完之後收山呢?」她笑著對藍奕邦說。

如果有天她不再做歌手,只有一個原因:窮。「我從來去諗唔做音樂,唔係因為做音樂辛唔辛苦,或者行業生態係點,我覺得只要有呢個能力一路做下去,我都會做。但係,咁你做,唔代表有人聽嘛,亦唔代表可持續發展嘛。」

鄧小巧在加拿大 Lake Louise(圖:鄧小巧 facebook)

2022:天尚在 人依舊

2020 年中和藍奕邦做過一次專訪,當時他仍然螫伏,但對於情緒病完全康復,可以歸位復出,感到躍躍欲試。「如果接下來再活躍返,我有更多嘢可同大家分享」,我甚至記得他說這番話時的閃亮眼神。

兩年後今日,他仍然覺得如今香港樂壇比以前好玩得多 — 像訪問前一天出席 TONE 頒獎禮,看到不同形狀的音樂人上台領獎,他不期然地想:「如果廿年前《自知之明》的藍奕邦,喺今時今日先出道參加 Tone,會開心好多。」

對比幾年前身陷情緒低谷,甚至認定永遠不能再演出的絕望,如今即將再開演唱會,他亦難掩興奮,「我想快啲唱畀好多年無睇過我 live、甚至從未睇過藍奕邦 live 的朋友聽。」

但同一時間,他心裡開始有種倒數的感覺。

「其實已經做了廿年,如果知足的話,可以功成身退。」為甚麼心態有變?作為創作人,藍奕邦直言自己還有許多話要說,但自從回歸樂壇,又發現周圍好像有很多禁區、紅線,「嘩,原來呢樣唔得,嗰樣唔得,呢個會驚,嗰個會驚。某些時候會無癮、掃興,因為大家為了自身安全而驚。」

「同埋始終覺得,唔知道呢個世界發生緊乜嘢,好似每出一隻歌,每做一個 job,都唔知下一步會發生咩事……」他清一清喉嚨,續道:「簡單來說,我唔知我幾時會離開香港。」

1989 年六四後兩個月,11 歲藍奕邦舉家移民到加拿大,雖然 6 年後就回流,卻從此多了一個「家」。

近年的社會氣氛,令渴求自由的他心裡掙扎。身處香港,有很多東西還想說想做,但感受到的壓力愈來愈大;回加拿大,是可以遙距繼續做音樂,生活舒適,但安逸容易令人倦怠。

年初與外籍男友「白先生」結婚並定居加拿大卡加里的鄧小巧,對此也有共鳴。「加拿大生活開唔開心?開心的。但始終掛住舞台的感覺。沒一個職業可以 fulfill 到在舞台呢種滿足感。」

「所以今次這個 show……」藍奕邦猶豫了一會,決定說下去:「我有少少想藉此試下,我仲係咪好鍾意(演出)。」這些年,他收過不少演出邀請,但都怕身體、情緒負荷不來,都推卻了。這次難得與好友同台,既是機會難逢,又是一次實驗:「想試埋今次,究竟我仲係咪享受上舞台表演給人看的感覺,還是做完後那種攰係大過滿足感?」

「呢個 show 會告訴我,接下來要點做。」

We are Home:小島與竇

如果這已是最後一次演唱會,藍奕邦、鄧小巧有什麼話想透過音樂言說?答案是「家」。

這次演唱會名為「We are Home」,既有兩人都回到香港這個家的意思,又想說明「我們」其實就是「家」。

藍奕邦形容,過去兩年每個香港人都經歷朋友移民的痛苦,也有很多家庭被拆散。「當社會環境、時代氣氛係咁,『家』已經唔係講緊一個實質地方,而是一種感覺。」即使家人已不在同一空間,但只要有所連繫,家仍然在。「唔好覺得分開就無咗家,其實分開了都可以有家。」

像鄧小巧就是個好例子,婚後已定居加拿大,但她認定「香港永遠係我屋企」:「我的朋友始終好多在香港,家人亦在香港,好難因為我在加拿大住,就會覺得香港唔係我屋企,只是我多了一個家,在加拿大。」去年她變為獨立歌手後,自行成立的公司正命名為「小島音樂」,「只要做音樂的話,我就會喺呢個小島(香港)度做。」

2022 年香港,仍在這小島做音樂,意義何在?

藍奕邦的答案是把握自由。

「如果我仍在做音樂的世界,仍享受到呢種自由自在,已經覺得好好。而家在香港生活,日日都好多規矩要你跟,入一間餐廳要嘟呢樣嘟嗰樣……在一個高壓的地方生活,大家依然好渴望有一些精神上的養份,音樂和表演好珍貴,好像潤澤你的生命,令你無咁枯燥。」

文/阿果
攝/Nasha Chan

Make up & Hair of Pong:
Kaho Cheng @kahocheng_upton

【鄧小巧 X 藍奕邦 : WE ARE HOME】

日期及時間:11月12-13日 (六-日) 20:15
地點:旺角麥花臣場館
門票價格:$780 / $580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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