每年鮮浪潮，頒獎禮後都設 after party。前幾年比賽規模大，資源也充足，場地都選址四星級酒店。這兩年頒獎禮改於西環高先電影院舉行，今年大會在戲院附近一間連鎖港式扒房留了幾十個位，頒獎禮一完，嘉賓、評審就先出發，步行兩個街口到餐廳；身為鮮浪潮主席的杜琪峯完成傳媒圍訪後，也走路過來。
這間扒房在各區都有分店，價錢相宜，一份晚餐只售百多元。西環分店設於二樓，盡頭有面大玻璃窗，剛好看到對面街市的豬肉檔；店內是一貫港式西餐廳格局，牆上掛著（彷）歐陸風景畫，桌上擺著膠杯和超市最常見的地捫牌茄汁。不同的是這天餐廳角落放了幾個盛滿紅酒的木箱，應該是大會（或杜琪峯本人）自備的。
「可以試下『海陸空』餐喎！」「我細個通常食雜扒餐！」接過餐牌後，嘉賓們你一言我一語。
特別的是，鮮浪潮 party 當晚沒包場，只佔了餐廳一半位置，當一眾電影人喝酒聊天，其他食客就在旁邊如常鋸扒，中間不設隔板，只有一條通道之隔。像杜琪峯接受我們訪問時，旁邊卡位鐵板餐的煙，會隨風飄來。
「喺我個世界，唔一定要好 luxury 的東西。」杜 Sir 呷一口加檸檬的梳打水，說：「呢個 party 可以好豪華，亦可以大排檔都得。」
心血
不止一次聽聞杜琪峯有股旁人難以接近的「氣場」，印象或來自紀錄片《無涯：杜琪峯的電影世界》，裡面有他在片場把同事罵個狗血淋頭的場面。有網民曾開設「杜 Sir 提你今日做得未夠好」專頁，收集其罵人語錄；這次跟我們同行的攝影師，電話裡就有一系列貼圖，有杜琪峯的樣子，配上「唉全都是錯的」「唔撚拍喇收工」等金句。
但這次訪問，有關鮮浪潮，他總是很有耐性地聽完記者問題，稍微停頓，思考一下，才說出自己的見解。言談間，還不難感受到他對香港的年輕創作人，其實有種疼惜。
鮮浪潮是杜琪峯的心血。00 年代，香港電影工業陷入低潮，每年產量急跌，很多電影人北上拍片。那幾年，杜琪峯到學校出席講座，總被追問怎樣可以入行，輾轉幾年，仍聽到相同問題，他認定要解決香港電影工業困境，2005 年當選藝發局電影及媒體藝術組主席後，便發起鮮浪潮項目，每年以競賽形式資助年輕人拍短片，並辦短片節，於戲院放映這些作品。
活動頭十年由藝發局主辦，規模愈辦愈大，本地競賽隊伍由首屆八隊變成逾三十隊，資助金額由每隊四萬元增至七萬元，再到近年的十萬元。2017 年起鮮浪潮獨立運作，藝發局繼續資助，直到上屆。
辦鮮浪潮的第一天起，杜琪峯已知道，這項目目標既然是要培養新一代電影人，以至建立真正的香港電影，它絕不可能是短期計劃，必須一直辦一直辦，至少八至十年才會初見成效。
第六屆鮮浪潮頒獎禮台上，杜琪峯便曾回顧，形容最初搞鮮浪潮，身邊很多人都認定香港年輕人全部都很「hea」，做這些事不會有用，但直至真正開始推行，他很快就覺得有些成果，不能抹煞。
當時他還說了意味深長的一番話：
「我可以話畀大家聽，即使藝發局話無水喇，唔搞喇，我諗我都會盡力去班水去繼續搞。」全場掌聲雷動。「希望大家唔好放棄，好似張艾嘉小姐話齋，一定有犧牲，但就睇之後會唔會有機會翻生。」
時為 2011 年 12 月 18 日，這年鮮浪潮頒獎禮在灣仔會展舉行，出席的有達官貴人，很多很多人。
屎餅
13 年轉眼過去。第十八屆鮮浪潮頒獎禮於只能容納幾十人的高先電影院舉行，頭頂多了不少白髮的杜琪峯致詞。
「希望下一代小朋友唔好氣餒，雖然我哋唔係做到好多嘢，但至少令今日影壇上出現好多新人，小朋友可以拍電影，可以做自己的作品，可以講自己的說話，這是鮮浪潮一直希望出現的，現在出現了。」發言尾段，他微頓半刻才說，「明年一定有鮮浪潮的競賽部分，我們一樣會去支持大家。」觀眾席響起掌聲，杜琪峯鞠躬。
鮮浪潮舉行至第 18 屆，上屆仍獲藝發局資助逾 300 萬，今年首次不獲資助。收入大減，只得節衣縮食，短片節規模縮小，放映影片由上屆 38 部減至今屆 24 部，其中獲十萬元拍攝資助的本地競賽短片更減至八部。鮮浪潮全職員工現只餘兩人，原本設於觀塘商廈的辦公室也即將退租，杜琪峯笑言，現在一切只能盡量節儉，董事各人都要盡量幫忙，像今屆頒獎禮幾乎連司儀都不想請，「你得閒你做啦。」
在港式西餐廳桌前，杜琪峯跟記者直言，早料到藝發局會停止資助，「我一早都講啦，但比我想像快啫。成件事推進得太快。其實總有呢一日，但嚟得太快。」馬上回復微笑，說：「但我唔會有個怨懟，我無鬧佢，唔畀錢咪唔畀錢囉，因為我覺得（鬧都）無用呀，佢唔會醒㗎，係叫唔醒的人……一個詐瞓的人呢，係叫唔醒嘅！你記住呀。」笑容帶點狡黠，像頑童。
他形容，現時鮮浪潮要面對的最大阻力，一是電檢、審查，「佢好針對嘅，但唔緊要，佢份工要咁佢都要做㗎」，二是營運下去的資金，為此他要持續「撲水」，而過程不一定順利，「有啲人藐你嘴㗎嘛。」杜琪峯悲觀，還把日後情況想像到最壞：「將來連場地都唔畀做，佢可以㗎！」邊說邊擺出放棄掙扎的模樣，「咁你咪一路做囉，鍾意做乜就做乜，隨便你做…我哋呢啲蟻民，大笨象踏落嚟，屎餅咁！哈哈哈，你鍾意咪嚟囉。」
他說，走到人生這個階段，開始發覺，原來「希望」是個痛苦的包袱。「以前我梗係話要有希望啦，哈哈！點可以無希望呀！但而家呢個年紀，做咩要有希望？做好件事咪得囉，係咪呀？」
杜琪峯想告訴大家：「活在當下，做今日的事，唔好有希望。」
責任
外間總覺得，杜琪峯把鮮浪潮看成親生骨肉般，特別愛惜，訪問中他卻強調，這個項目並非自己一生中最重要的事：「它只係我對社會，對香港的責任啫。」
十年八載前，他常有退出鮮浪潮的念頭，昔日受訪也提過，最樂見其實是有人接手，自己淡出。「唔覺得成日要由我去做呢件事，好似有人話我霸住，喂！我想落車好耐！」他大笑，續道：「但有人話，你唔做，有人會詐型，有人唔畀錢…」
於是他只能做下去，一做，就由 51 歲做到 69 歲。
多年來，杜琪峯每次專訪，幾乎都被問最滿意自己哪部作品，每次他都答「冇部好，希望是下一部」，這不是 hea 答。當影迷對《鎗火》、《柔道龍虎榜》、《PTU》津津樂道，導演卻向記者坦言，對於他最追求的電影世界，自己還未真正努力過，「I mean 我冇掟低所有，淨係做一件事，拍電影，諗電影。」
如果可以，他最想擱下所有責任，自由地做這件他一生最重要的事：「我要好好去做導演，好好地拍一部我鍾意的電影，拍一部至少我作為導演我無遺憾的電影，呢個係我追求的。」
人生有限，為何還不行動？他笑著說：「有啲嘢好似未做完…未做好呀！咁未係時候囉。我自己過唔到自己嘛。」
好好拍電影是杜琪峯一生理想，鮮浪潮卻是他卸不下的責任。「我喺呢個香港出世，經歷咗徙置區，經歷咗城寨長大，經歷咗貧窮的屋企，無香港咁嘅社會，我無可能有咁多機會。」他認定，既然這地方孕育了自己，他就有責任，為下一代提供機會，觸摸到希望。「無香港，我無可能有機會做一個香港導演。而家要話畀下一代聽有希望，係好困難嘛，佢都唔信我，哈。咁要真真正正做啲嘢令佢相信囉。」他口中「真真正正做」的，就是鮮浪潮。
今年頒獎禮致詞時，杜琪峯主動提到自己明年已屆 70 歲，還說希望未來十年繼續把精神獻予鮮浪潮：「如果我條命係長啲頂得到，希望頂到 80 歲。」
他向記者解釋這決定，「physically 你會老，會衰退㗎嘛……可能最後都無咁多能力、資金支持到佢（鮮浪潮），但至少我自己講，我會去到可能係最……最無能力 — 直情『我都散喇』— 嗰種（才退出）。」他盤算過，這樣下去，自己應該還可以為鮮浪潮貢獻多十年時間。
隨著社會形勢急劇改變，如今擺在鮮浪潮面前的關口，不再是如何發展、擴張，而是怎樣生存；杜琪峯當日想抽身退出、自己多點時間拍電影的念頭，也一掃而空：「去到咁困難的時候，同埋香港係咁嘅時候，我覺得反而鮮浪潮係重要啲。」
考驗
藝發局停止資助後，鮮浪潮內部曾進行多次討論，其中一個方案是結束本地競賽部分，只保留國際影片放映。這不難理解，為入圍本地競賽的年輕導演提供每隊十萬元拍攝資助，每屆都是鮮浪潮其中一筆最大開支。
杜琪峯形容，若鮮浪潮以後只保留國際影片部分，不是不可以，「即係走去電影教育，淨係講一部電影，我哋欣賞佢乜嘢，教人睇電影，傾電影，可以培養佢對電影的興趣…」他笑笑，「但唔實際囉！最實際係拍電影嘛，係咪先？好多（電影）都喺學校睇咗啦，老師講咗啦，要有啲嘢硬硬淨淨咁攞出嚟。」他還是覺得，讓年輕人有實質的創作機會，才是根本。
「如果仲有一班人要（拍），我哋應該要幫佢。我哋點做呀，咪諗辦法囉，逐年逐年去諗囉。」
因此，即使藝發局停止資助，杜琪峯和鮮浪潮團隊仍決定續辦本地競賽，並計劃日後維持今屆規模，即每年至少資助八部短片。他還說，如果將來有年賺到錢，又或找到資金的話，或能增至放映十部影片。
前路又崎嶇又狹窄，決定一步一步走下去，亦源於他辦鮮浪潮的初衷。「我希望有好本土的一種信念、一個好香港的精神，呢樣嘢我覺得值得維持佢、保護佢。如果我連最低嘅嘢都可以忍受的時候，咁忍受唔到先算啦！我同啲人講，少錢咪少錢囉，少隊伍咪少隊伍囉！但至少賦予佢哋當日我哋成立時嗰種支持新一代創作人（的精神）… 」
「愈係艱難，其實就係一個考驗。」他唸著。
我們都係蟻
疼惜還疼惜，眼前那個依然是會提你今日做得未夠好的杜 Sir。
每年鮮浪潮頒獎禮都播放當屆得獎作品，對這 18 年來年輕人創作的變化，杜琪峯自然心裡有數。他眼中，新一代創作人視野始終太狹窄，「好窄呀你哋。我成日覺得要睇多啲、做多啲。」他想起年輕時，哪裡有機會看戲就衝去，日本、歐洲、美國、台灣電影都看，「蒙查查走入去，買到飛就睇，唔識睇都睇。」他認為如今年輕人太易接觸不同作品，「幾蚊一個月（訂閱串流平台），唔鍾意睇就唔睇，可能 patience 唔夠，愛亦唔夠。」
吸收的養份少，創作就刻板，總留有他人的影子。「你擺個 shot 時，有無研究過個 shot？Film language！鏡頭代表個 film、射入去個 film 嘛，鏡頭的 movement，擺的時候，subject to 乜嘢呀，點樣製造個 frequency 出嚟呀，唔係你見過佢（其他人這樣做）就係，係你話嗰個係。」
當然他最關注的，還是創作自由與否。畢竟由辦鮮浪潮第一日開始，他就希望年輕人可以沒包袱、沒禁區，拍自己想拍的東西。「當然自由係有限度，我相信。（以前）我哋係無民主有自由嘛，香港絕對係咁，我哋所有人係 understood 嘛！」如今時代和氣圍卻都改變，「而家係…『唔係講呢樣，阿哥，你把尺（量度自由）唔啱用，唔啱使』，即係咁解啦！」
言論氣候改變，長此下去，他擔心創作人腦袋會像被一層網裹著，思想受限制，「自動唔諗，『唔好諗喇大佬呀，唔好講啦』，咁你諗下會變成點。」但他也不主張硬碰硬，反而強調要聰明一點，做好自己的藝術世界。
杜琪峯被視為香港電影史上其中一個風格最鮮明的作者，但電影生涯也妥協過無數次。像 00 年代香港電影低潮期，銀河映像便拍了不少賣座商業片，往後也拍過很多中港合拍片，他以此為例，說明在時代裡靈活變通的重要性：「我都唔鍾意拍喜劇㗎，我都要拍㗎，係咪先？咁我都要生存嘛。到有空間咪做我應該做的事囉。」
杜琪峯說：「我哋無能力，都話我哋係蟻，大笨象踏落嚟，你無能力去抗拒。你能夠做到幾多就幾多，但要聰明地去做。」
記者倒想起「我哋都係蟻」這句對白，出自杜琪峯監製、鄭保瑞執導的電影《命案》Lokman 一角。片尾命運奏鳴曲響起，鏡頭拍著一隻螻蟻在一潭死水中掙扎，每次游近了岸，都被簷前落下的水滴擋住去路，奄奄一息。但最終，蟻還是戰勝命運，憑一己之力走出死水，繼續生存。
後記：最 Warm 的派對
這夜，在港式扒房（其中一區）舉行的鮮浪潮的 party，直至十點半才結束。有出席的年輕導演說，最初杜 Sir 和嘉賓一直留在「主家席」聊天，眾參加者都不敢上前打擾，直至後來，在銀河映像「大管家」朱淑儀領頭下，杜琪峯走到一眾年輕人的桌前，跟大家祝酒，交流一番。
這位年輕導演以往也曾入圍鮮浪潮，當年慶功宴仍在酒店舉行。他形容，那時眾人坐在一列長枱前，大多跟對面或旁邊的人交流；反觀今年場地雖然小，冷氣還壞掉，氣氛（或氣溫）卻更 warm，出席者之間關係好像更加 close — 導演們紛紛向評審請教，自己的作品有什麼不足之處，該怎樣改善。
訪問裡杜琪峯跟記者解釋，多年來堅持辦 after party 的目的，是讓「小朋友」在辛苦拍攝過後，可以放鬆一下，跟前輩、同輩交流，以至更重要的，感覺到鮮浪潮是真真正正屬於他們的短片節。
「呢個活動係屬於佢哋，唔係屬於我哋主辦那班，我哋呢班搞手無嘢攞嚟搞啫！」
哪裡舉行都沒所謂，只要能繼續辦下去。
文／阿果
攝／Fred Cheung
協力／羅竣彥
本屆鮮浪潮首度不獲藝發局資助，規模減小，經營亦越趨艱難。在這關鍵的轉折點，《Wave. 流行文化誌》希望透過深度專題，回顧及探討鮮浪潮對香港（及香港電影）的重要性、它如何反映社會，以至 18 年來短片作品風格、主題的變化。
除了你正在閱讀的杜琪峯專訪，以及之前已刊出的年輕導演訪問（李昊、梁子瞳），我們還就本專題採訪影評人、以往參加者，目標是為讀者梳理及呈現，「鮮浪潮」之於香港，之於香港創作人的意義。
文章將陸續刊出，please stay tuned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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